首页 -> 2005年第4期
晚近写实文学的核心原则与价值体现
作者：王 晖
在我看来，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自身品格构建的核心原则至少离不开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写实文学作为一个具广泛包容性的文学生态，它在不断变异之中或许还会出现新的原则，但在目前来讲，我以为“实证性”、“平民化”和“反浪漫化”无疑是其内部各文体间共同的元素。这样一些元素或者说原则，为我们提供着无论是审视创作、还是进行研究的基本平台。
二、写实文学的价值体现
20世纪末兴盛的中国写实文学已经成为一股影响深远的文学浪潮，它以自身内涵的博大、艺术建构的独特与新颖深刻影响着近2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创作原则的确立。“写实文学”融合多种创作原则，呈现承继19世纪以来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并融合后现代主义的“新自然主义”创作原则和风貌。我在此之所以用“新自然主义”，而不用“新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来做概括，主要理由在于，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从其内在品格构建所显示的核心原则或曰规范来看，它更加趋近左拉时代的自然主义。但是一时代毕竟有一时代的文学，处于20世纪末的写实文学所产生、生长的外在环境与左拉时代相比已多有差异，甚至具有某些本质上的区别，开放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使其不仅继承了左拉式自然主义的精髓，还吸取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元素，甚至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烙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前，我以为用“新自然主义”这样一个更具概括力的词语来做诠释似比较切合“写实文学”的实际，否则将不足以说明这一内涵繁复的新文学生态。在这里，“新自然主义”之“新”主要体现在它并非完全是左拉式自然主义的克隆，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融合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创作原则和创作技巧。④也就是说，它既是“科学时代”的艺术的观察、实验和写真，又是对民生与社会的关注、介入和批判，还是消解深度、平面化的摹本。因此，在没有更适当的称谓之前，我以为“新自然主义”是概括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特征的一个比较合适的说法。当然，“说法”其实多少有些倾向于形式化，能够直击其本质才是最为关键和最为重要的。从这个问题推演开去，我们还可以发现写实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兴盛其实并非一朝一夕或突兀而起的，它完全是当代文学流变的自然产物，其原因在于“本世纪以来，文学始终没有离开过意识形态的中心，始终围绕着政治的兴奋点旋转，因而长久地旷废了‘写实’的功能。当意识形态的中心被消解之后，文学必然要面对现实，回到写实的起点。这既是时代使然，也是文学补上‘写实’一课的需要。然而，在20世纪末这样一个开放的文化空间和艺术氛围中，‘写实’不可能退回传统的格局中去，而必然是一种适应表现当代生活的、适应当代审美需要的‘新’的‘写实’。”⑤
而当我们同时又以“新自然主义”作为审视与研究写实文学的基本视角时就会发现，这很可能会改变对20世纪文学史叙述的格局，因为这样一个新的文学生态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写实”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母题”和“基因”。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过去几十年出版的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叙述对这一“母题”似乎并没有自觉意识，即使是近几年出版的几部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专著与高等院校教材，给予“写实文学”的整体叙述也几乎未能看见。譬如学界看好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下编”(也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的目录结构为“80年代的文学环境”、“80年代文学概况”、“80年代初期的小说”、“80年代的诗”、“新诗潮”、“80年代后期的小说(一)”、“80年代后期的小说(二)”、“女作家的创作”、“散文创作”和“90年代的文学状况”，这里，作者对主要文体的把握堪称独到，但唯独缺少对“写实文学”的整体叙述，原因可能还是在于传统文学史观对著者的约束。对此作者在该著的“前言”谈到“编写的原则”时已交代得十分清楚——“对于文学创作的评述对象，本书以传统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为主。对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影视文学、科幻文学等文学样式，由于各种原因，或暂不列入评述的范围，或选择其中某些影响较大、且成就较高者加以论列。”⑥客观地说，文学史的“编法”可以“百花齐放”，编者对历史文学现象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选材”理念，但正视新的文学现象理应成为有眼光、有远见的研究者的必备素质，因此，以写实文学为依托的“新自然主义”理念的出炉，或许会为人们重审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思维，为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新的结构方式——它或许将在现存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下半叶以“革命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激进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为主体的主流叙述链条中成为事实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它提醒人们，在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中，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批判现实主义”与后来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新自然主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又难以逾越的、标示创作原则和创作潮流的文学生态。第二，文体的重大影响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降，“写实文学”以其独特的传达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诗歌、散文这样一些文学内部文体的发展，还对其它艺术门类(诸如电影、电视、美术、戏剧)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于报告文学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报告文学特别适合于社会激变或转型时期的土壤。近百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两个时域——1930年代和1980年代，都是中国社会处于激变或转型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当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前夜之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举名扬天下，引发了报告文学复兴狂潮，在一路高歌之中，报告文学由不被人重视的“亚流文学”一跃而成文坛主角、蔚成大观。“这些立体化、全方位的中国社会的‘报告’，初步显示着文学在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世相人生上的宏大的结构能力和叙事魄力。虽然这些报告文学并不都是追踪现实社会问题，但其立足点都明白无误展示为一种当下立场，至少满足着变革中的国人对中国社会复杂化而又整体化的解释需要。……种种迹象表明，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报告文学在与变革社会的调适中，已经产生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理想的共鸣状态，而比较之下，小说的调适过程则相对滞后，似乎到了新写实小说大量出现的时候，小说才勉为其难地从报告文学那里部分地‘夺回’被‘夺去’了的读者。……两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在短短几个年头就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正在于再度加深和加强的社会变革已经对文学作出了强烈的要求和选择。这种选择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小说不得不向报告文学作出某种靠拢，以获得被期待的‘现实性’，而‘新写实小说’就是对这种社会作用的滞后反应。”⑦报告文学以“非虚构性”为核心的写实优势，给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太快”的人们带来了一个为他们急于在激变与转型的社会里了解外界和自身的新视窗。报告文学对小说的影响力在80年代集中体现于“新写实小说”对社会现象和平民生活状态的“生活流“式的展示，以及比“新写实小说”更前卫地应和美国非虚构小说模式、也更具纪实色彩的“纪实小说”、“新闻小说”之中。90年代初，以《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小说”、“洋打工小说”热销国内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纪实性”。白烨对此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这些年来，凡是构成热点的，都是非文学性的，一般都是社会性、文化性的轰动，包括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产生影响都是这样，现在这种文学现象亦然，新闻性、纪实性很强。为什么在这些作品出现以前，已经有一些描写留学生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发表，艺术性很强却没有产生轰动?……‘留学生文学’还刚刚兴起，前景可能比‘知青文学’还要影响大，强化了个人性与民间性，与传统的意识中心分离开了。”⑧小说之外，影视界也深受报告文学传达方式的启发，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话说长江》、《河殇》等一批“纪实”色彩浓郁的电视政论片问世，以《九一八大案》、《中国刑警》等为代表的利用非职业演员表现现实中已发生的刑侦要案的电视剧开始涌现。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与影视开始了互动，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一合的《黑脸》等众多的报告文学被改编成电视剧。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等栏目实际上也大有报告文学深度纪实性报道的意味。在报业，为适应激烈的竞争，在《南方周末》等一批报纸副刊或周末刊的引领，大量登载关注民众生存状态、揭示社会热点问题的“大特写”，一时间成为各报业吸引读者眼球的热捧对象。另外，纪实诗、纪实散文以及纪实摄影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写实文学、特别是其中的报告文学的重大影响力，以至于当下几乎很少有不渗透着“写实”元素的文学艺术样式。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宣称“写实”已真正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