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别样的情怀
作者：王 海
《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是我与江冰教授合作的一部专著。本书资料准备的时间很长，而从动笔写作到出版的周期却很短。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发掘、研究本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个方向。早在20多年前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对黎族社会生活和文化事象怀有极大的关注热情。凡与黎族有关的一切口头或文字资料，能搜集到的我都尽量搜集。开始，我搜集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创作我虽为黎族血统，但父亲在50年代中期就已离开海南到大陆工作，我是生在大陆长在大陆，所以并不熟悉黎族生活。我父亲是当年跟随王国兴、王玉锦等黎族领袖参加过海南岛著名的“白沙起义”的一名老战士。父亲给我讲过有关他参加那次起义和后来的许多革命经历故事。父亲对故乡和自身经历的描述，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和太多的悬念。所以，1977年我考取了广东民族学院而从大陆回到海南通什上大学后，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探访自己的故乡，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民族。大学二年级时，我开始发表作品，渐渐在自治州范围内被一些黎族读者所关注。因为平时留意黎族生活素材的搜集，用心了解分析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的一些反映黎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受到了好评。我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他们在信中对我表示鼓励，希望我多写一些反映黎族生活的作品。一些熟悉的同学朋友也对我说：你从小在大陆生活，但你作品里的那些黎族生活描写怎么就那么真切？我因此大受鼓舞，创作热情空前高涨，笔尖的流淌也似乎格外顺畅。至大学毕业，已于各地刊物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作品。这一创作势头延续至80年代中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作品量逐渐减少，进入了创作的低谷。到90年代，除了偶尔发表一些小小说、随笔和纪实文学，就基本转向评论了。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一直都在创作，又一直处于困惑状态。那一阶段，我有许多新的构思，写过不少有头无尾的半成品，最终全都不得不半途搁置。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我给自己定下的标准是：不要重复自己，没有超越则宁可不写。过去创作，纯属个人兴致的驱动，随着作品量的增加而开始在特定范围内被人关注并寄予期望之后，那种说是自负也好虚荣也好的心理令我有了一种难以推托的责任感，也令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收到一位不相识的黎族读者的来信，信中很不客气地质问：“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了？为什么看不到你的作品？要明白，你的沉默是对黎族文学的辜负！”读了这封信，我既震撼又感动。我在迫使自己努力的同时，也开始对整个黎族当代文学进行反思。
二、面对黎族文化生存状况的情感和心态
黎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但目前已逐渐被现代强势文化所“覆盖”和“遮蔽”，甚至许多古老的文化遗传已经濒临灭绝。我在“五指山论坛”、“中国黎族”网站上看到一些黎族网友表示担忧，有人断言50年后再也不会有人说黎语,100年后黎族传统文化将有可能被汉族彻底同化。在现代社会，汉族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黎族文化产生着支配性的影响，使黎族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趋同性的变化，这是一种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很无奈的事实。作为黎族成员，面对黎族文化的生存现状，我有许多感触。譬如，我回老家时已经看不到有年轻人穿民族服装的了；与乡亲们同聚，酒酣之际，大家照例要唱山歌，可年轻人所唱的几乎都是流行歌曲；在家乡村子附近的公路旁有不少载客的手扶拖拉机，我们乘坐同村寨乡亲的车子回去，他们收钱时已全然无传统观念中那种言利为耻的心理障碍。这显然都是观念的趋同使然，是一种传统文化消解的表现。而诸如此类，应该如何评价？是进步还是迷失？我很难把握。面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黎族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遗产，是黎族这一特定民族精神情感的重要的载体，是黎族民俗风情的结晶，是普通黎族百姓代代相传的文化财富。而在当代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中，随着它们生存土壤的被破坏和文化生态的变迁，随着强势文化的影响，许多黎族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记录和记住它们的时候，就已经悄然远去；许多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的，也过早地被人为毁灭和抛弃。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就无法生还。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黎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另一方面，我们说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也并不是意味着就要保留一种原始状态的“活标本”。社会的发展总是要以牺牲某些传统作为代价的，我们总不至于愚蠢到因为强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就硬要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把一个民族拖回到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时代吧？
那么，如何看待黎族文化的趋同现象？首先，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来说，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中，作为弱势文化的一方一定会被大面积地淹没；但这种淹没很大程度是物质文化上的趋同，而精神文化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顽强的，那就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或称民族意识，是一个特定民族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民族的消失最主要的是表现在民族意识的消失，而不仅仅是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外在的东西。民族意识消失了，这个民族就彻底消失了。再次，历史的前进总是要以牺牲传统作为代价的，精神文化的被同化也是有可能的。但被同化的或者说消失了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也不一定都是必然的，有些代价的付出是可以避免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慎重地选择与准确地把握。所以，作为特定民族成员，尤其是以本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成员，应该敢于正视自己的民族，包括优良的和落后的传统，不可不加思考地以主流文化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标准。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要知道自己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不是别人说好就好，别人说不好就不好。认识自己才能超越自己，研究是这样，创作也是这样。我对黎族文化生存状况的关注和研究，首先是从文学切入的。我由创作转向评论，是基于对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现实的反思。而我的反思主要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的。我认为没有批判就没有建树，没有对过去的否定就没有今后长足的进步。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社会进程的缓慢，使黎族文学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阶段，这种状况的持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初步改观。至此，黎族有史以来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有了作家文学的概念。我在对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现状的考察中，充分肯定了它在特定层面上显示出来的特定意义，肯定了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同时也认为自黎族作家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发轫以来，黎族作者普遍存在的不足是以汉族作家的创作为蓝本，以通行的主流文化观念为评判标准，因而往往在创作中迷失了自己。简言之，我们的黎族作家普遍缺少的是对自己民族的正确认识，在创作观念和创作形式上都自觉不自觉地趋同于汉族创作。民族文学存在价值的根本显现，是民族文学的特色显现。而何为民族特色？那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生活展现，特别是特定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发掘和把握。所以，我认为黎族作家要有自审意识和自省意识，要勇于面对自己的民族，勇于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包括那些优秀的和落后的传统。而何为优秀何为落后，不能以别的民族尤其是占主流地位的汉族文化的标准作为尺度，必须要有自己切合本民族社会生活实际和民族共同心理的辨识和评判。只有真正寻回自己才能超越自己，才能显现出自己民族的文学特色，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的黎族文学。关于上述问题，有些话别人不好说，而我可以说。特别是汉族评论家不便说的话，我说了不会让人敏感。我是黎族成员，本身又有创作的实践经历，是黎族中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有发言的根据和条件。不可为而不为是无奈，而可为而不为则是失职。因此，在自认为可为的情形下，我责无旁贷地要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抢救黎族文化的行列中。《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就是我的一种发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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