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
作者：尹德翔
些理由都是成立的，但只是就形象学研究的内容而言的。从方式方法上，还应该补充的是，形象学可以运用传统的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形象的文学化过程。巴柔曾给形象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⑧所谓“文学化”，就是形象在文本中的发生和体现。形象是人们对某一异国的理智上的认识、情感上的态度与相应在文学艺术上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三者的综合，在这三个要素之中，异国形象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理所当然应该被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文学文本以其特有的手段描绘主体心目中的异国，这一现象既是形象学发生的根源，是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其能为文学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所在。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对文学文本的形象学的阐释。目前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它能为文本形象提供文本研究的参考系，但形象史的研究不能取代具体文本的研究，因为后者会为形象学的文学研究提供更大的空间，使其更具个别性和丰富性，从而切实体现形象学向文学的回归。
三、真与假
莫哈认为，所有的形象都具有三重意义：“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⑨传统形象学强调第一种意义，将形象主要看作异国现实的不够真实的复制品，而当代形象学则强调后两种意义，将形象看作是由社会与文化规定的主体对异国认知的再创造。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文化事实，“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⑩因此当代形象学排除了衡量形象真伪的问题，而主张一种出自主体的参考系，即在研究一个作家所描绘的异国的时候，考察其与所属国家和民族对该异国的社会集体想像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形象学所要做的，不是针对异国的研究，而是针对本国的研究。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研究形象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形象的真实性?是否真如莫哈所言，所有的形象都是假的，“在按照社会需要重塑异国现实的意义上，所有的形象都是幻象”?[11]主体在传递他者形象的时候，是否一定否认了他者而言说了自我?在这里，孟华提出了针对当代形象学的不同意见，她说：“既然‘形象’是对异国的误读，要想真正分析清楚‘为什么’，首先就得搞清‘怎么样’。而研究接受者，就不能不研究他对原文的误读。只有搞清了原型是怎么样的，才能了解接受者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原型，然后才是回答为什么的阶段。”[12]她认为当代形象学放弃真实性的考虑，是对传统形象学的“矫枉过正”。同样，孟华认为“形象同时具有‘言说他者’与‘言说自我’这两种功能，而两者间的关系又十分复杂。尽管往往以后者为主，但也不排除前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片面强调形象所传达的主体内容，忽视其所传达的属于对象自身的内容，是一种极端化的看法。[13]
笔者认为，在形象的真与假、言说自我还是他者的问题上，试图由理论的、哲学的分析而得出某种确定性的结论，是学术上偏执的表现，很难对形象的千差万别的情况具有统摄力。因此我们不如从形象学的实践角度着眼，以经验主义的态度面对这一问题。从形象学的发展历程看，先设定一个“真实的”存在，然后拿某一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与之对照，这种从反映论出发的研究，往往是笨拙而不切题的。比如那些对时空距离很大的对象国家的描述，往往充满浓烈的想像和虚构成份，一望而知其“假”，也就不必斤斤与对象国的现实相核实。再者，形象学研究所设定的“真”，未必站得住脚，比如传统的形象学从民族心理学出发追求各民族的恒定特征，但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和社会不断变化，导致其显示出来的民族特点也在不断变化，对什么是“真正的德国人”，什么是“俄罗斯灵魂”，很难做出明确可靠的说明。迪塞林克说，“这一状况不仅告诉我们，所谓的民族特性是多么的虚幻；它还告诉我们，因为各历史条件是相对的，所以人们在描述形象时所运用的民族概念极其迂阔。”[14]异国人形象是异国形象的核心，但它的“原型”是无法给出的，也是验证不了的。当代形象学放弃从民族心理学出发对“相似性”的研究，转而从主体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来研究形象的意义，这一研究方向比起传统的研究不但更有价值，更能采信，也更易为，更实用。所以，在形象学研究中，我们不妨采取一种灵活的方式，如果必要而且能够找出现实的参考系，很好，可以加深了解形象对异国的深入程度；如若不能，则莫若把主要力气花在对叙述主体的诠释上，放弃真实度的问题。毕竟，从主体的角度研究形象学能挖掘出更多的东西，正如近年来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两千年来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主要的并不是揭示了中国，而是揭示了西方。
形象在言说了“自我”的同时，是否也言说了“他者”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疑问的。除去某些极端变形的例子，形象总是异国实在影像与自我主观影像的叠合，所以形象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的实在。承认形象有“言说他者”的功能，就是承认形象包含了对他者的正确认知，甚至于从他者的立场看问题，虽然在这方面是比较有限的。当代形象学因为对真实性问题的拒斥，连带忽视了“言说他者”这一问题，确实是它的弊病。但这一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笔者以为，当代形象学研究的一个更大的缺点，是漠视主体塑造的客体形象对客体的提问功能。还举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例，以笔者所见，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把中国形象看作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东方主义的产物，仿佛只有在这一方面才值得研究，而不愿考虑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社会的能动意义。实际上，中国乃至东方就是在西方所塑造的形象的提示和促动下巨变的。所以，当代形象学之所以片面，主要不在于它对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的忽视，而在于它没有在形象研究中把握主体与客体的历史互动。在某些问题上，形象学与历史学价值评价的不一致，导源于此。
四、模式化与非模式化
根据当代形象学的理论，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所传达的他者国家的话语，或是体现着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像，或是针对着这种想像，总之要受到它的制约。换句话说，形象包含着关于他者的话语，而关于他者的话语又不是任意的，而是模式化、程序化了的。形象学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类话语模式，如巴柔所说，“因为有关他者的话语并非无限多，借用史学家们的术语来说，它的数量是可定位的、成系列的。清点、拆解和解释这些话语类型，展现和论证整个形象怎样就变成了一种象征言语的成分，这甚至就是形象学研究的目标。”[15]
当代形象学较传统形象学最见成就的地方，就是对形象所含他者话语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