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
作者：尹德翔
性研究，而这也是当代形象学的困境所在。因为研究他者话语的模式化，很容易导致研究本身的模式化。既然关于他者的话语如此有限，从文献中将其翻捡出来，就不是太难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从理论上说，对诸种形象的阐释如果不是已经穷尽，也会是基本完成。接下来的结果，研究就将陷于停顿。汲汲于形象的话语研究，会使当代形象学走向千篇一律。以往法国学派所做的，是关于影响的搜集与描述，开列事实的清单；目前当代形象学的操作取向，则是关于话语的提取和解码，开列形象的清单。
要想破除形象学研究模式化的问题，一个最有效的手段仍然是：回到文本。以近年来国内形象学的研究为例，在周宁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系列论著之后，或在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研究》之后，如果不以文本为对象而仍然取形象史的角度，继续做同样的题目意义显然已经不大。如前所述，形象史的研究为形象的文本研究打下基础，在批判地参考形象史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文本内部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因为它不但丰富着我们对形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能够对形象史研究成果真正形成突破。当代形象学本来是强调文本研究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强调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落实。在以形象学手段研究文本的过程中，巴柔结合结构主义与人类文化学理论设计的关于阅读文本的一套规则和方法，需要我们重新引起重视。
回到文本也意味着对主体的个人性给予更多的考虑。作为文本的作者，主体既是社会的权力与知识建构的主体，也是拥有个人品质、个人才能、个人思维特点与情感表达习惯的主体，这些方面同样对形象的塑造具有影响，也同样会通过叙事体现出来。孟华说，“当代形象学受到符号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把一切都视为‘程序化’、‘编码’了的东西，处心积虑寻找各种解码的规律。但若因此而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忽视了每个作家的独创性，那就是忽视了一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扼杀了其生命。这就有使形象学研究陷入到教条和僵化境地中去的危险。”[16]要想使形象学的研究照顾到形象的个人和情感的层面，如果不以文本为对象，尽心尽意下一番细读的功夫，是不可能的。
结语：形象学本土化议题
在讨论了以上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以后，还要考虑中国形象学实践的另一个问题即本土化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的内容。笔者认为，拓展中国形象学的实践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比起“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应该是中国学者的主阵地。这个领域目前只有很少的人涉足，几乎是一片空白。从1866年斌椿率团考察西方开始，晚清时代留下了百余部关于西方的游记、日记和札记，是我们研究中国的西方和西方人形象的宝库。现代作家同样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相关文献，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徐志摩《巴黎的鳞爪》、冰心《寄小读者》、朱自清《欧游杂记》、郑振铎《欧行日记》、王统照《欧游散记》等，只是其中荦荦大者，散见的作品与文章，更加不计其数。当然，这些文献体现的只是知识阶层的西方，要了解全中国社会的西方，还需要将范围扩展到官员阶层、商人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上去，还要掌握不同年代报纸、流行杂志、影视作品和艺术图片反映的情况。
2、地域文学的形象学研究。所谓“异国”形象，其核心是“异族”形象，因为在精神文化方面，民族的表现往往比由国家更强烈。西方各国大多是“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合二而一，这与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的情形区别很大。中国的形象学实践应该考虑这一特点，研究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反映在文学中的互相观察和体认。从这一角度写出的文章，以笔者所见，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是仅有一例。[17]另外，在汉文化内部，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与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上地域分割的现象，产生了所谓“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与“西北人”的差别，这种差别虽然不是民族差别，但也有相通的地方。既然地域文学(包括影视作品)中的他者形象与自塑形象都是存在的，适当引入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也就值得考虑。
3、形象与文学传播的关系。迪塞林克所指出，“一个国家在他国所具有的形象，直接决定其文学在他国的传播程度。”[18]张艺谋的电影能够得到西方人的喝彩，大半因为这些电影呼应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人的想像。在现代作家中，辜鸿铭、林语堂、沈从文、老舍等人的著作在国外特别受欢迎，与这一问题也有很大关系。反过来，经过百余年的沉淀，中国人也有自己心目中对他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的想像，这些国家的哪些作品因为符合了中国人的心理期待而得到广泛流传，哪些作品虽有艺术性但由于没有引发形象方面的共鸣而不得流传，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但目前还没见研究。
形象学研究本土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把握中国文学中异国描写的特殊形态。这里仍然要把中国与西方作比。就西方而言，“寻异”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其突出的传统，[19]从特洛伊战争到亚历山大远征，从十字军东进到地理大发现，从浪漫运动到殖民主义，西方人对异域、异文化的浓厚兴趣从来没有停止过。实际上，对“异”的追逐，也是西方社会探求理想、释放焦虑、自我确证和自我批判的过程。正因为“寻异”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才能调动起巨大的社会心理能量，生产出庞大而丰富的描写异国的文学，建构起融学术知识、集体幻想与话语权力于一身的东方学。比较而言，中国从未形成类似西方的“寻异”传统，异国描写在中国文化中也从未发挥过类似西方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与西方文化对异质性的迷恋相反，中国文化更倾向于追求普遍性和统一性。这种文化品格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定势，使中国的异国描写呈现出不同的走向。检读晚清到民国以前中国人出使、游历西方的载记，我们很少见到有意识地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使“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的努力。[20]西方既没有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对象，也没有成为乌托邦企望的目标。如果说某种意识占了主流，那就是与西方和平共存的愿望。近代中国士人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会产生一定的屈辱感，因之产生某种身份执著和文化固守，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反抗因素并没有发作为民间的激进民族主义，而是包容于和平共存这个基本选择之中。由于拥有一种理智而实际的态度，近代西方载记中的西方形象反而变成了多样而模糊的，远没有同时期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那样清楚、鲜明、特征化。由于这些文献叙事性不强，以及文言文简省的特点，作家的主观态度往往含在平板而又笼统的记述之中，使其中的西方形象更需要耐心捉摸。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利用中国文献做形象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中国文化语境，更加细致地研究文本，不能简单从当代形象学的理论出发，仿照西方人的实践方法，生搬硬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①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第8页。
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3页，第60页。
④《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66页。
⑤《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98页。
⑥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⑦⑧⑨⑩[11][12]《比较文学形象学》，第78页，第83页，第120页，第25页，第202页，第39页，第13页。
[13]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和综合性》，见《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第9页。
[14]狄泽林克(迪塞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见《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第171页。
[15][16]《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25页，第10页。
[17]刘洪涛《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汉族形象及其背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一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8]《比较文学形象学》，第84页。
[19]顾彬《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20]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