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爱情与政治的纠缠
作者：沈芝霞
至于作品中描写的思慕、热恋、离别、幽会等符合知识分子生活趣味的细腻复杂的感情，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创作都予以质疑和否定。丰村《周丽娟的幸福》着意描述了丈夫牺牲后周丽娟同第二任丈夫江涛的邂逅，他(江涛)的眼睛“是那么惊喜而明亮，就像饥饿的人得到了意外的饮食似的”。他的第一句话是“终于碰到了，终于碰到了。”他们一个月内闪电结婚，江涛伏在周丽娟的肩上，流着泪：“在世界上，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人了。”有人在《人民文学》撰文批判，江涛——解放军的团政委，“哪里像个政委呢?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他关心自己的恋爱超过关心自己亡友的妻儿；周丽娟也并没有真挚的爱情，她的爱情是虚浮的，所谓‘热烈’，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出发的，他们的结合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结合”。[11]
50年代文艺作品中普遍提倡的是劳动群众的恋爱观：“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牧羊人爱牧羊人，就像绿水环绕青山”。[12]爱奖章、爱英雄模范、爱党团员，说明人们感情的崇高伟大。爱情要写出它的社会意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写出人们对劳动的热爱，对社会的奉献。相爱的双方应该有共同的政治方向，一致的政治信仰，对党无限忠诚，对祖国无比热爱。双百方针产生的爱情作品，在总的价值取向上并没有违反这一既定的规范。 借用邓友梅《在悬崖上》的一句话，可以对这一时期爱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做一个经典的概括：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记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了。 这句话既可以形象地概括这篇小说，又可以说是当时此类小说的缩影，大致描摹出了这一时期爱情小说的基本走向。 知识分子热衷的细腻、浪漫感情只是路边的野花，是导致其“溜号”的产物，因此，应铲除其负面影响。二、革命与爱情的历史纠葛
1957年《人民文学》七月的特大号，是百家争鸣方针的多彩显示，这一期，同时发表了宗璞的《红豆》和丰村的《美丽》，当时即引起广泛关注，革命(事业)和爱情的关系问题是其中的焦点之一。这让我们想起30年代的革命小说。革命小说的“革命+恋爱”模式，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特别的浪漫理解。革命和恋爱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胡也频《到莫斯科去》中的叶平：“许多人都为爱情把工作迟怠了。”而洪灵菲在《流亡》中对革命和恋爱的关系问题也明确给出了答案。当有人驳问沈之菲：“革命和恋爱，到底会不会冲突呢?”沈之菲微笑着肯定说：“那一定是不会冲突的。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30年代的知识分子处于阶级对立空前激烈的时代，个人的婚恋幸福在时代的大潮中显得微不足道，社会解放成为个性解放的前提，个性解放的道德主题和阶级解放的政治主题在小说中交汇出现成为必然。沈之菲的话明确告诉我们，革命只是手段和途径，革命的目的是使人们获得吃饭和恋爱的自由，人性的解放才是最终目的。基于这种认识，革命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革命的大潮中，经过痛苦的自我反省，自觉、自愿地投身革命，舍弃爱情，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心。
作为这一话题的延续，一九五七年三月号《萌芽》发表了阿章的《寒夜的别离》。故事讲述了一对革命夫妻在和同伴们前往延安抗大途中，突遇胡宗南的特务袭击，女的不幸被捕。半年后又传来她牺牲的噩耗，经过七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就在解放前夕，丈夫又结婚了。若干年后，寒夜中的上海站候车室，当年死里逃生的妻子终于和丈夫见面了。但时过境迁，旧日的夫妻再也不能重温昔日的恋情，只有无限的怅惘终生相伴。小说在描写老夫妻见面的同时，透过妻子的视角，描述了一对青年情侣的分离，作为那女主人公的背景： 她的目光在一个暗角里停住了，而且被什么逗得微笑了。 啊！原来这里还有一对难舍难分的别离者，大概他俩已吻得够了，谈得倦了，此刻正肩靠肩地偎依着沉沉入梦。看来那位扁鼻子，红脸蛋的姑娘，已在睡梦中忘记了羞涩，竟把一头黑发委散在小伙子的肩上，脸上现出甜蜜、坦率的微笑。也许在睡梦里她已从别离的悲苦中解脱了出来，脸上的微笑正是她梦见自己和小伙子永远的相聚的时刻哩。
当年为了理想，更为了抗日，他们双双离家出走。十几年的战斗生活，“有多少艰辛又有多少希望，望着胜利，望着和平，望着建设，也望着小小一份家庭团聚的欢乐。如今，和平、建设的日子到来了，那一份想往已久的小小欢乐呢?”
这对老夫妻，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牺牲了爱情。革命胜利了，他们想往的小小的家庭幸福也永远地留在了记忆里。无怪乎，妻子那么专注地看着那对幸福的年轻人，我们从她的目光里看到的是欣赏、羡慕、祝愿，也许还有对自己青年时期爱情生活的美好回忆。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是啊，在和平环境中相爱，在幸福生活中告别的人，又怎么能知道：曾为他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幸福的人，今夜的告别中，有着一种什么心情呢?
他们在痛苦之后更多的是自豪，自豪自己的付出换来了今天年轻人相依、相恋的甜蜜爱情，这正是他们当年渴望得到的。革命和爱情不是矛盾，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的男人女人能在和平的环境享受爱情、享受家庭团聚的欢乐。这种情感至今也应该是高尚和美好的。
从《流亡》到《寒夜的别离》，经过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浴血奋斗，革命终于胜利了，在和平环境中，似乎人人都能享受到美好的爱情。但是，事实比我们的推理和预料要复杂得多。解放了，但革命并没停止，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个性自由的爱情空间并没有为他们打开，新的阻碍又产生了。革命始终要求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爱情的表现却是丰富多彩、参差不齐。革命属于政治范畴，并不一定都和爱情发生必然的联系。爱情天生地需要文艺来个性化地表现。鲁迅早在1927年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谈到：“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13]丰村在《一个离婚案件中》尖锐地提出了政治和爱情的关系问题：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共青团员，一个是技术能手，年龄相当，经常在一起工作，就具备了结婚的所有条件。即使出现矛盾，也无伤大局： “你们既没有原则纠纷，又没有任何仇恨，怎么还要离婚呢？这不是无理取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