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爱情与政治的纠缠
作者：沈芝霞
是应革命的要求，抑制自己的欲望，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无“原则”的组织家庭，还是追求个性的自由，寻求理想的伴侣，1957年4月的《河南日报》曾就这篇小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至此，我们不妨将其与30年代的“革命小说”相比较：当时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时投身革命事业，但并不放弃自己的感情追求。《光明在我们前面》中，刘希坚爱无政府主义的白华，不爱同是革命者的张曼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保留着小布尔乔亚的习惯：喜欢逛公园。
《野祭》中，陈季侠不爱淑君，就因为她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虽然是“同志”，虽然他强烈地感到淑君的爱，仍然“引不起我的爱情来”。而对于有着“天真的处女美”的“可爱姑娘”密斯郑却是一见钟情。
其实，即使是在同时期，《红豆》中齐虹爱江玫的是“长长的双眉”、“会笑的眼睛”、“深色的嘴唇微微翘起”以及“那有着粉红色指甲的小手”。《在悬崖上》技术员在婚后爱上了相貌风度俱佳，活泼开朗又富有艺术气质的加丽亚，是符合技术员的身份和审美趣味的。技术员的心声“假如妻也有加丽亚的相貌、风度、趣味，那我该多幸福啊?”加丽亚的外在美和妻子的社会身份的结合体是技术员心目中的理想的配偶标准。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谈到择偶的生理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的关系时引用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的《经验论》：“其实我决非藐视精神品质，不过，假如非要在精神美和形体美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不可，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老实说，我宁愿舍弃精神美，因为它只是其他更美好的事物所必不可少的，而对于爱情、对于同视觉和触觉关系最密切的爱情来说，即使没有精神美也总会有所得，但没有形体美则会一无所获。”瓦西列夫认为，离开“外在魅力”，爱情就不会存在。
生理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同时存在于爱情之中，对处于恋爱中的个体来说，二者集于一身当然好，反之当事人往往更看重对方的外在容貌等生理性标准。以此看来刘希坚、陈季侠的选择，齐虹对江玫的爱，技术员对理想爱情的向往都在情理之中。区别在于，30年代革命小说的作者受“五四”个性思想影响较深。
在献身革命的同时，仍为自己保留一块“情感自留地”，实践证明，革命小说中的爱情虽遭到批判，却是人类情感真实的内心独白。经过几十年革命之后，50年代知识分子的个性自由几乎完全湮没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中。在统一规范的力量约束下，符合知识分子趣味的爱情观念只是心中所想，任何个性化的表达都应符合社会的整体走向。双百方针时期的大部分爱情小说选择了先表达自己熟悉的爱情体验，再将这种体验作为靶子，彻底批驳，只要革命不要爱情，或将爱情革命化。
知识分子熟悉的情感体验和内心的渴望，常常就是知识分子较之工农大众最脆弱的地方，是需要战胜和克服的。故事的结局和读者的想像往往大相径庭，主人公或放弃爱情心无旁骛地一心工作(《美丽》的季玉洁)，或受良心的谴责远离爱情(《西苑草》的黄家萍)，或停止“溜号”，回归家庭(《在悬崖上》的技术员)。
当年，创作者们把创作的视角向着失去独立性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空间开掘，试图以个人意识和情感空间的重新发现，作为对公共生活等外部世界的思考基础。个人情感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其实是事物的两面，在当时既不可能有脱离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也不允许作者哪怕是在小说中的酣畅淋漓地表达“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反映在创作中，作者的精神层面既没有时间铺展为规模较大的长篇，即使作为短篇作品身陷爱情、道德、政治的纠缠中，人物和作者的选择也都难以两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①⑧洪子诚著《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93页，第35页。②《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前言的第2页。③丁帆著《重回五四起跑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4页。④[11]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11期，第118页，1957年1期120页。⑤叶圣陶《领导这个词儿•个人自己的哲学》 《文艺报》1957年6月9日。⑥参阅庞井君《当代社会发展的人性论基础论纲》，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1期第39页。⑦张福贵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审判》 ，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66页。⑨萧乾《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人民日报》 1957年6月1日。⑩宗璞《〈红豆〉忆谈》，《中国女作家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49页。[12]闻捷 《河边》 《闻捷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卷第33页。[13]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 1981年版第113页。[14]［保］瓦西列夫著《情爱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年10月,第1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