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当代小说叙述者的五种形态
作者：刘绍信
如此，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叙述因素走向消解。叙述者所担负的文化整合功能，统一性的意义也就会自我弥散，文本所余下的叙述形式的意义则成为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单纯、忧患、超然的叙述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相对独立的文化精神使小说的主题趋于同一。这是可靠的叙述者在营建不同层面的同一性胜利。这一切在先锋小说家那里被有意识地悖反破坏。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苏童《1934年的逃亡》
那些看惯了我东拉西扯的读者，请不要在这里抛弃我，这一次我至少不是东拉西扯，我是认真地做一次现实主义实践，请一行一行循着我的叙述读下去。我保证你不会失望，正儿八经的，就这么说行了吗?非常感谢。马原《旧死》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与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是那么点耸人听闻。
马原《虚构》
作者、叙述者、人物三者同一似乎是讲述真实的故事，实际上是在破除叙述者大于人物作者不等同于叙述者的叙事成规。由此，文本的虚构性昭然若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出现巨大裂痕。文本的意义令人质疑。不可靠的叙述者产生了。
在先锋小说家那里，这种叙述者的设置具有“元小说”的意味。对叙述形式的偏爱重视，似乎在有意识地拒斥深度模式，使小说文本的文化层面走向平面化。从艺术构思角度而言，此种虚构不同于“经验自我”的“展示”，而是一种玄想式虚构的“讲述”。叙述者承担不可靠的叙述的声名面临着可能是对意义丧失的追问谴责，所跟随的是读者面对叙述形式游戏的巨大愤怒。尽管其不无自得自信，但其飘忽不定，形象模糊的叙述似乎是对读者的肆意嘲弄。读者依循“现实主义叙述成规”的期待，虔诚地阅读“不可靠”的文本，结果是不了了之的迷惑袭上心头。所观赏到的是叙述者自由性随意性也算是创造性的叙述，其结果大概多是放弃或抛弃。不可靠的叙述者受到自身叛逆性的惩罚。其探索先锋新潮的乖蹇命运也只有靠自我拯救。
不可靠的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的出现，是当代现实文化出现溃败之相，诸多文化因素顽强破土的结果。后现代主义以其难以估量的颠覆瓦解之力给予文学观念、小说观念、作者神圣性观念以冲击。它是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先锋，却不自觉地充当反政治、反意识形态的角色。历史曾有过的单纯、忧患、超然，于此时已成为一种玩笑，并演化一种叙述者自恋的想像。叙述者成为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的帝王，读者成为任叙述者知之由之的庸众。读者的苦难困苦不再受到叙述者痛心疾首的哀悯同情之心的关照，读者成为牵线木偶任由叙述者的权衡操纵，用智商的高度运作，用心机技术拨弄，文学生产于是由社会化政治化的生产，这是特殊意义的生产，叙述者面孔相似的生产，向个人化写作迈进。不可靠的叙述者或许成为读者已彻底厌倦了这种精神生产方式，所以才采取精英式的精雕细刻式的生产方式。它不知读者对“共名”怀有的真切的期待与由衷的厌倦共为一体，这使得不可靠的叙述者不得不陷入一种被冷落的尴尬。
五、私人化的叙述者
“私人”相对于“群体”、“公众”、“社会普遍性”而言。小说叙述一旦进入“私人”领域，叙述者将而临道德风化的巨大压力。私人化的叙述者以超凡脱俗的道德勇气坦然，喋喋不休、喃喃自语、黯然神伤、忧郁空虚地诉说私人的故事。私人化总是与隐私联系在一起。这并不难怪，当读者逐渐对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社会英雄失去兴趣时，平民化的庸凡生活则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平民化的政治只是乏有诗意的日常生活，琐碎平庸、疲惫不堪。饶有诗意的领域是情感领域，核心是情爱性爱。情爱的叙述中外古今皆有，免不了有陈词滥调之嫌。性爱则是叙述者面前的一道屏障，也是文学的最后屏障。隐私式的叙述描写在私人化叙述者笔下频频露面。男性如张旻小说中性爱经历的叙述者，女性如陈染、林白小说中的叙述者。性给予人物活动以思想情感、情节环境，语言行为罩上一层粉红色面纱。人物的精神痛苦忧患苦闷莫不与性爱有关。张旻长篇小说《桃花园》(《收获》2004春夏卷)中的林越的人生轨迹、人格成长莫不与性相关。这是私人化日常生活中讳莫如深的“性”在推动故事的叙述。林越与万志萍这对平凡的夫妻本来恩爱平静，相安无事。偶然机会夫妇遇到性爱匮乏的干部陈中，于是两人命运发生变化。陈中以权势的力量给夫妇带来恩惠、官职，是性爱的渴望推动他为获得万志萍的身心而竭诚尽力。万进而投桃报李，与老公林越逐渐疏远，终而分居。也正是性爱的匮乏，使得林越在一个个女性身上获取性爱的满足。叙述者冷静细腻地叙述林越的心理变化过程，不厌其烦地倾诉林越面对不同女性的操作过程以及获得失去的空虚怅惘。情爱或许只是一种借口与装饰，读者跟随叙述者一齐窥视人物内心的隐私世界。类于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可谓私人化的叙述者的典范文本。
女性小说家以大胆果决的姿态操纵私人化的叙述者展示女性身体的秘密，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在镜子前“对自己干了一件事”。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最喜欢的动作是“一镜在手，专看隐秘的地方”；卫慧《蝴蝶的高叫》中“我穿很少的衣服，赤脚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一丝晕眩攫住了我的身体。”身体的镜像映照出精神的渴求，读者从语言的恣肆中间接地感受到人物自恋而又无所顾忌的身体隐秘。男女之间，女性身体的性别器官的展示所具有的审美经验意义映衬出男性的萎缩与丑陋。而其展示又不能简单地说意味着精神的绝对解放与自由。喜欢“被看”实际也昭示出“私人化叙述者”的一种精神上的呈媚。
私人化叙述者，按陈晓明的话说，应属于“欲望化叙事”。利奥塔言：“欲望的本质是把自身从自身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的欲望，因为欲望是难以忍受的。”[13]舍勒言“现代人的理念……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的东西反抗精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已然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因而，私人化叙述者那种对隐私、身体毫无羞涩含蓄的诉说，似可在以小说文本方式证明现实两性道德某种真实。从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私人化的叙述者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起文化解读的可靠角色。但也应该说，私人化叙述者的叙述虽然一时之盛，乃至形成对其他叙事的遮蔽，却终究不会由边缘步入中心。人类对隐私隐密的回避是人类自救的方式之一。过多地诉说，或许不过是叙述者的自渎，读者也会由惊奇而转向漠然。这也许是私人化叙述者的必然宿命。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
①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7页。
②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第1页。
③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第25页。
④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⑤［法］丁•贝尔曼—诺埃尔《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李书江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⑥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⑦洪子诚《中国8代文学史》北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⑧吴亮、程德培编《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⑨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心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⑩[11]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林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1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 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13][14]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185页，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