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诗性身体与灵魂叙事
作者：徐肖楠
在中国的市场化情境中，身体叙事的流行可能造成一种对人类自由和精神的颓废误读，从而以身体的名义摒弃灵魂。在一些极端个人化而引人注目的身体叙事中，各类尽显风流的身体穿梭于市场化社会的华丽场所，以身体的狂欢化标榜着仿真现实身体的身体自由，而灵魂常常在酒精、海洛因、摇滚的迷醉中轻易飘逝在都市的隐秘角落。
并不是写个人、私人和身体就意味着自由，身体的意义不是将个人生存与身体自由绝对化和唯一化，也不是以身体自由可以替代精神自由、灵魂自由和生命自由，更不是以身体能替代个人和历史。在贾平凹的《废都》全面激发了对身体的欲望后，直延续到《秦腔》的性场景迷恋中，我们依然无法触及来自灵魂的焦虑，在后来的性事迷恋者——70叙事的身体写作充分释放了身体压抑的苦闷后，我们同样无法感受到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思索。灵魂的升华和信仰、精神的坚定和困惑、人性的罹难和曲折，在中国式身体叙事作品中变成了性化的生命和暧昧不清的性事幻想，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沉沦构成了中国式身体叙事作品中的单一化身体。
中国市场化年代的身体叙事芜杂而含混，它可能至少包含诗性身体、反诗性身体、情色身体、性色身体这样一些很不一致的成分，它们的主体意识和诗性追求程度并不相同，诗性身体是对身体和灵魂同时性思考与表现、是理性的灵魂向往与感性的肉体实现的并行不悖。中国式身体叙事中混杂着诗性身体和反诗性身体，人们不辨真伪却对身体叙事情有独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身体叙事被排除了灵魂叙事，于是身体本身被人们看作一种精神现象。
而市场化年代的精神追求是一个模糊而装饰性的概念：去购书、去茶馆、去旅游、去聚会、看影视、看展览、听音乐、读文学作品、去享受身体，都被看作差不多的精神追求，它们与敞开身体的兴奋和关注身体的隐秘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是一种生活的进入者和关注者的标签与身份。人们并没有去注意：这样的身体追求与身体享受、身体狂欢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市场化年代，这样一些所谓精神追求都需要用钱去满足，在更大意义上，它们是一种精神消费。为了不与这样一些精神追求相互混淆以至误解，我宁愿将身体的精神追求看作灵魂叙事。
中国小说对于身体的发现，有文学叙事的灵魂发现意义，有的作品，比如说陈染、林白的一些作品，是对身体和灵魂同时性思考，既是身体叙事又是灵魂叙事。那些飘荡在自己小屋里善感而脆弱的女性生命的诗性感受中，曾经饱含着陈染对来自灵魂与心灵的最炙热、最恳切的追问和思索；那些在一个人无止休的战争中，曾经浸染着林白对女性身体自由的诗性想像和浪漫追求。
另一些作品不一定有真正意义上的身体意识，它们缺乏灵魂叙事感受，可能是假借身体意识，或者只是也被称为具有身体意识，它们常常是从性色欲望开始进入身体，这样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意识仍然存疑。像贾平凹的《废都》、赵凝的《夜壶》、九丹的《乌鸦》那样的作品中，诗性身体遭遇了市场化年代现实功利的无情驱逐，人物的灵魂感受消解于肉体快感的漩涡中，身体变成了刺激撩人的性爱狂欢，这在很大程度上悖离了身体叙事本来含有的诗性品质。
灵魂被现实疏忽和淡忘，灵魂叙事也被身体叙事遮蔽。身体叙事应该同时具有灵魂叙事的品质。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灵魂叙事和灵魂感受，好的身体叙事有一个好的灵魂并产生新的灵魂体验，身体叙事应该是身体与灵魂的诗性转换地，身体叙事就应该是灵魂叙事。身体思考与身体消费、身体意识与身体描写、身体想像与身体暴露并不能相提并论，身体叙事与灵魂叙事更是相互包含而又相互区别的。但身体叙事这样一种都在说的文学叙事现象，常常可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真伪难辨。身体叙事由此可能把生命绝对化来抹杀生命精神、把历史绝对化来抹杀历史主体，把文学叙事异化成单一的身体表现。中国式身体叙事对身体欲望的放纵也许实现了某种性选择的自由，作家对个人身体和私人隐秘经验的反复书写也许带给了作家经济上的自由，然而这些却不一定带给她们心灵的自由和生命境界的提升。
真正的身体追求是超越现实的，而超现实的精神追求、非现实化的追求，就是灵魂追求，并且常常和诗性追求融合在一起。生命是灵与肉的一种结合，身体也是灵与肉的一种结合，文学叙事是灵与肉的诗性结合，文学叙事中的身体是诗性身体。身体有时是主体、有时并不是主体，有时有诗性、有时并没有，要看其中灵魂追求的程度。诗性身体具有灵魂追求的品质、诗性身体叙事具有灵魂思考的方向。在诗性身体的状态中，建立一种想像的、浪漫的身体空间，就是在建立一种自由的生命空间。在文学中和现实中的诗性身体追求，不仅是建立身体生活风格，而且是建立一种身体之美和灵魂自由。
诗性身体是身体追求灵魂自由的根本状态，因为一切身体自由都可以在不受现实限制的诗性想像和诗性表现中展开。单一的身体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趋于现场化的身体自由而远离灵魂自由。这样一种假想的身体自由，常常导致一种反诗性身体，甚至导致对诗性身体的清除。在诗意匮乏的市场化年代，当像盛可以那样冷战式地调侃无爱一身轻的时候，也轻易地把诗性身体与灵魂叙事清除在现实生存之外，而对优质生活的欲望无法挥去人物身上的生命之重。市场化年代的身体叙事作品中，有的倾向于诗性身体表现，如陈染、林白的一些作品，有的倾向于反诗性身体表现，如九丹、虹影的一些作品。诗性身体是灵魂追求与肉体实现的统一，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完美，却永远追求着身体的完美，正是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形成了身体的诗性倾向，而反诗性身体则偏离身体的灵魂，更倾向于情色和性色意识。
对于诗性身体表现和反诗性身体表现并不能一概而论，市场化年代的文学中有许多情色化身体的表演和展览，被称之为“情色策略”，但情色策略就是“情色主体”，它既隐藏又公开着一种情色化的主体，具有一种“反诗性身体”的倾向。在九丹的《乌鸦》那样的作品中，企图以身体描写和身体暴露来完成文学叙事，却由于灵魂淡漠使其文学叙事异化为消费和娱乐的工具，文学的身体异化为观看和欲望的身体，甚至连九丹本人也公开接受了“妓女作家”的称号。
另外，我宁愿将“情色主体”与“性色主体”区别开来，“情色”与“性色”并不一样，代表情色的卫慧与代表性色的贾平凹并不一样，性色主体具有更强烈的反诗性倾向，而且更紧密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而情色主体则受西方身体意识影响较大。情色主体比较中性一些，它既有肉体欲望的追求，又不完全排除对“情”的追求，而性色意识更加偏离了灵魂，它更加偏重于现实的性色感受。
与情色主体和性色主体对应的是情色身体和性色身体，它们更倾向于“反诗性身体”。在春树的《北京娃娃》那样的作品里，性事变得像吃饭喝水一样随便，现场化的身体自由被性色自由张扬到极致。身体自由与灵魂自由的深度脱节，导致了作品中身体的反诗性情绪，这样一种反诗性情绪，把灵魂的自由永远地隔离在遥远的它处。在很大程度上，反诗性身体留给身体的是现实迷惘与心灵绝望。
当身体写作演变成反诗性身体倾向、放弃身体叙事本来具有的灵魂感受和诗性品质时，既有时代主流意识对人们的普遍诱惑，也有作家随波逐流而对现实的妥协，人们无法在市场化、消费化现实中寻求诗性生存和灵魂之光，就在现实退缩和感性放纵中寻求某种个体空间和身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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