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世纪末”的“另类写作”

作者：贺昌盛

　　中国大地上其实一直潜藏着一个极其特殊的“中产阶层”，他们既不同于那类靠着商海逐潮而崛挺起来的白领，也不同于那种利用权宦关系来获得其中产地位的新贵，这个特殊的“中产阶层”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凭借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肉体交易逐步聚积了足够其挥霍享用的财富，然后摇身一变开始以各种方式拼命洗刷自身的旧有污垢(这很像黑社会形式的“洗钱”)。当他们无法最终取得社会的认可时，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涂抹成同一种色彩，这样才会不至于让自己显得过于醒目，由此也才会求得自己在生存上的某种平衡。当然，严格说来，这个特定“阶层”的存在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整体社会氛围对这种能轻易获取财富的“便捷途径”的由衷的“艳羡”，它对于身处贫困状态的下层民众有着极其强烈的刺激作用与诱惑力量。在这里，肉体交易因为符合于经济交换的基本原则而变得合理，又因为符合于财富聚积的体制要求而变得合法，更因为符合于知识分子冲决道德钳制的理想诉求而变得合情，一种被颠倒了的混乱的价值理念实际正在引领着知识分子的某种思维。所以我们才看到，在众多的以“思想者”的面貌出现的知识分子的笔下，“卖淫”不再是一种对自身“人格”的侮辱而成了“肉身的发现”，“嫖妓”也不再是精神的沦丧而演变成了“精神”的“栖息”；玩弄女性被描述成“寻找真爱”，玩弄男性则成了值得骄傲的“女权主义”。以至于只要是描写性交就都是“身体写作”，只要有交合的呻吟就都可称作是“生命体验”，甚至垃圾堆中生出的畸形枝杈上也开满了“人性”的鲜花(人们常常把这类东西同波德莱尔式的对于“人性恶”的开掘混为一谈)。譬如这类的赞辞：“卫慧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极茂密的人生枝叶和人性花朵，执拗地、放肆地、疯狂地，经常是有失文雅、充满挑战性地直往上窜，蓬蓬勃勃，无处不在。”“其语言的‘及物性’限于主体内部真实，即限于变幻莫测的心情，熟悉而陌生的身体，以及很小的活动圈子。”“在她笔下经常出现‘艳遇’、‘杂种’、‘家伙’这些男性化字眼，但情感色彩与具体所指早已更换。类似这种话语的挪用，往往会表现为对男性爱话语充满暴力意味的争抢、掠夺，其语词组合的新鲜感和张力，或者通常所说的‘个性’，即由此得来。……由于某种现实文化的驱使(不仅仅是性别差异)，她把写作和阅读首先理解为系统的语言转换，在这之后才是意义的颠覆与再生。当此过程经常化了以后，即使不经意的一笔，也能使境界全新。”②
　　果真如此，卫慧当算得是中国当代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的重要发现者与空前的开拓者了，甚至完全可以称得上当代文学走出其现有困境的毋庸置疑的引路人。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既然现有的汉语已经不再能够使那个“在”之“本体”得以安妥，我们只有去寻找一种全新的、离那个“在”之“本体”最为接近的语言(譬如卫慧式的语言)，才有可能使那个本体的“在”重新“在”起来。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姑且看两段引文：“他进入不了我的身体，他沉默不语地看着我，全身是冰凉的汗，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接触异性。在男性的世界中，性的正常与否几乎与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这方面的任何残缺都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痛苦。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我们整夜都在亲吻、爱抚、喃喃低语。我很快喜欢上他甜蜜的吻和温柔的抚摸。吻在舌尖像冰淇凌一样化掉。他第一次让我知道亲吻也是有灵魂，有颜色的。他用小海豚般善良而挚爱的天性吸引了狂野女孩的心，而其他的，尖叫或爆发，虚荣心或性高潮，在一瞬间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这是写与一个阳痿的男人的所谓“无欲之爱”。按照小说的叙事技巧，这事实上不过是在为以后同德国人“马克”(总算为照顾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取名叫“美元”或者“英镑”)之间的那种所谓“无爱之欲”设置伏笔。马克“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③不用再引了，这两段文字大概算得上是离“本体”最近的文字了——因为除了这类文字以及那些杂七杂八抄录的西方作家、思想家的言论以外，实在也找不出多少有关“本体”之“思”的文字了——将西方作家如西蒙·波伏娃、杜拉斯、席尔维亚等等的“经典语录”“拷贝”过来，以便同自己对事件或感觉的叙述“粘贴”在一起，正是这类文本所惯用的写作技巧。看来卫慧真正想说的也许就只有一句话：“肉身”即是“本体”!?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管男人是阳痿还是亢奋，只要“我”有了快感“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小说中的“我”就是在一次次的快感之中去感受其所谓的“存在”的。
　　真要是如此也还算有些“思想”的影子了，但令人遗憾的，这里的“我”一面在把西方思想家们的只言片语别在自己的衣袖上当作装饰(也许正是这些东西在吸引着那些偏爱“思想”的人的眼球——笔者其实也常常以为：假定它们真的是从灵魂的深处喃喃独语而生长出来的东西该多好啊!)，一面却在偷偷地伸出另一只手在收取与肉体快感相应的货币，并且还主要是外国货币。按照那种所谓“人性花朵”、“语言颠覆”之类赞语的逻辑，这大概不能称作是“肉体交易”而只能名之曰“合理的等价交换”了。以此类推，“像冰淇凌一样化掉”的“舌尖”才真正凸显出了展示主体内部真实的“语言的及物性”；而只有纳粹式的“冷酷和兽性”才让自己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体”，也只有如此，才称得上具有了全新的语言“张力”或者“个性”。中国文学真要往这条路上走，其不死灭才真叫奇怪!
　　“回到肉身”这个命题，不只是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当然也非常复杂)的生存论命题，因为惟一能证明自己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证据只有自己的“肉身”。“回到肉身”首先是为了抵御外部世界所带来的“自我”的“异化(物态化)”，同时也是为了重新看清(认识)这个肉身的真正本相。以便使这个本真的“肉身”自行“说”出其新的“言语”，以藉此安妥(显现)那个“流浪”的“灵魂”(精神)。这里的“回到”是“返回”到其“原点”而重新开始，它是一个新的“起点”而绝非是一个“终点”，它是为了求得“精神”的再度升腾而绝非是让“精神”蜷缩在这个“原点”上静止不动，是为了激发出潜在的生命本能的巨大力量而为精神注入更多的活力以促成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而不是毫无顾忌地释放出生命的原欲来满足人的有限的快感而将精神推向堕落的深渊。
　　中国人的“感觉”似乎特别发达，所以中国人历来只知道“跟着感觉走”(从“感觉”到“感觉”)，而很少会意识到“感觉”其实常常会“骗”人的。把“回到肉身”错误地想像成了“体味快感”，其结果，除了能盛产欲望的垃圾以外，剩下的只可能是些精神的死尸，这样的所谓“文学”即使能开出多么娇艳的花来也是没有丝毫的价值的。再次借用先生的话就是，“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④如此看来，要真正确立起中国文学之“根”，还是得首先从国人最起码的精神建构——“立人”——上着眼。对照此说，我不明白先生之于卫慧、棉棉的赞誉到底该作何感想。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中文系)
　　①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614-633页。
　　②郜元宝《荒芜的悸动—— 谈谈卫慧的小说》，《另—种权力》，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13、114页。
　　③卫慧《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5、61页。
　　④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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