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世纪末”的“另类写作”
作者：贺昌盛
笔者在这里绝没有对卫慧、棉棉无端施以棒喝以根除其后患的意思。先生于林白和陈染的专论之后补此一章，是否想说明，在继林白和陈染之后，卫慧、棉棉在世纪之末终于触摸到了汉语文学“新生”的脉搏?抑或是想说明，卫慧、棉棉的“创造性”的“身体书写”真正显示了汉语文学写作的某种可贵的启示或者足可延展的某种向度?先生的本意不得而知，但笔者在重读了卫慧、棉棉的作品之后却觉得，先生这次也许是因为误读而对卫慧、棉棉作了某种过度的诠释——先生似乎一直愿意将文学也当作哲学来解读——但愿我没有误会先生的意思。
作为女性作家，早先出现的林白和陈染，其性爱题材的文本中尽管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它毕竟展示出了在当代中国众声喧哗的躁动环境中女性所处的混乱而真实的精神境况。多米或倪拗拗的性爱历程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内在的精神超越(她们事实上都重新返回了自己的文化母体之中——“无”)，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女性生存的值得深入思考的精神性命题，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关于女性的精神诉求的有价值的参照。她们至少在肉身沉落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放弃对精神上扬的渴求和冲动，这就决定了她们仍然是站在严肃的“人”的立场上在关注其自身的一切行为，并且还有着为一切行为担负起责任的信心和勇气。而大量涌现于上世纪末的另一类性爱文本则从根本上完全放逐了这一息残存的一点可怜的精神回响，彻底地扒光自己的衣服，昂首站在了现代都市的街头，并且指着自以为美艳无比的身体骄傲地说：“瞧!这就是我的身体!”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即将告别那个苦难的世纪之时，在中国大地上疯狂上演的一出令人难堪的“丑剧”，这个“丑剧”被命名为“身体写作”，而上演这出“丑剧”的演员则成为了当代中国“另类群体”或“新新人类”的最前卫的代表。笔者以为，这其中，最为炫目的两位就是卫慧和棉棉。
某种意义上说，卫慧和棉棉的那类作品尚不能称作是真正严肃的性爱文学文本，因为单就其审美价值而言，它们其实并不比地摊角落或百姓的废旧纸堆里常见的那种通俗性爱读物高明多少(30-40年代的上海滩早就有叶灵之类的作家做过此种尝试了)。当这类文本以正常的文化流通渠道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之鼓掌呼妙的时候，它就已经脱离了商业炒作(其实是作者本身有意为之)的经济范围，而演变成了上世纪末的一次不容忽视的“文化事件”。透过这类“文化事件”，我们正好能清楚地看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图像的一个真实的剪影。
如果我们能回想起60-70年代美国经济在大起大落之后开始高速发展的当口所出现的混乱情形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卫慧、棉棉这类人物及其文本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市场经济是一列超巨规模的列车，一旦启动就将在其自有的轨道上飞速地滑行，它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求的同时，很容易给人们带来类似飞翔的晕眩或精神漂浮的超强度快感。经济的巨手能够轻而易举地颠覆任何既有的价值规范，在这方面，它所拥有的颠覆力量比任何思想或思想的实践都要强大得多。它既是现有价值尺度的修改者，同时也是层出不穷的新的价值尺度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它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任何固定的尺度；“需要”本身就是尺度。经济运作彻底打开了人的欲望之门，正像某些广告语所宣称的那样：不怕你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商品的极大丰富暗示着生活的种种可能，同时也不容置疑地指示着所谓“幸福”的“正确”方向。置豪华住宅建超级游艇是一种生活，贩卖迷幻毒品肆意群居滥交也是一种生活，因为彼此都在享受自己所认定的“幸福”，你不能站在前者的立场上去指责后者是罪恶与堕落，正像你不能立足于后者而诅咒前者是更加卑鄙的资本主义一样。60年代的美国诗人金斯堡的著名长诗《嚎叫》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集绝望与狂喜、堕落与升腾、自戕与拯救、躁动与宁静于一体的现代人的精神图景。
而这一图景在90年代至今的中国大地上其实才刚刚被掀起了一角，但就是这被掀起的一角就已经彻底地暴露出了当下中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贫弱、疲乏、猥琐、阴暗的精神本相，这当然更无法同金斯堡的那种以欲望的极度张扬来抵制“异化”的情形相提并论了。君不见，在眼下这个一派升平的世界里，我们能听见金钱和权力共谋时的狞笑，却听不见一声哪怕貌似公正的断然喝责(即使有，那背后也往往隐藏了另外的一种密谋)；我们能看到几乎无处不在的肉体交易，却看不到肉身沉落之时“精神”的那种热泪纵横的痛苦面容(即使有，其夹带的也只是对交易不平等而未能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满)。步履矫健的“白领”们在满街追打以“精神”为最后栖息地的人文知识分子“穷汉”，而知识分子却只能躲进书斋以所谓“学问”聊以自慰。你不是自命高尚吗?现在“我”扒光自己的衣服也扒光你的衣服就能让你彻底明白：你其实跟“我”不过是一丘之貉，甚至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不是高扬“精神”吗?现在“我”毁灭你的肉体也就自然地让你的“精神”变成了“零”(这恐怕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凤凰自焚式”的“重生”吧!?)“我”没有什么秘密的武器，但“我”自有一种天然而超乎想像的巨大杀伤力，因为“我”是“宝贝”(正是你把“我”命名为“尤物”的)。“我”现在是“上海宝贝”，是真正的“现代”品牌，“我”还时刻在准备着“克隆”出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的不同品种的各式“宝贝”(事实是这类“宝贝”已经在广为流传了)。“我”将如鬼魅随身，追得你躲无处躲逃无可逃，只要你敢面对“我”，你就不可能不中“我”的圈套；因为“我”就是有着非凡的粘连力的“糖”，是那种千百年来曾令你无限陶醉的“滋味”，是你自以为早就看破看透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弄明白的“欲望”本身。只不过“我”现在必须穿上“交换”的外衣，因为“我”也得生存(感谢你不再利用“革命”或“道德”的名义置“我”于死地)，“我”甩金钱“交换”你的想像，而以快乐和忘却来“收购”你的灵魂。因为，“我”知道你的灵魂其实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虚无党”)，又何必假装斯文地跟“我”宣讲什么“精神”的经文呢?
一个人只有在特别鄙视自己的身体时才会想尽办法来装饰自己的身体。卫慧、棉棉之类的装饰就是利用所谓“身体写作”的幌子去美化自己那个已经被污染了的身体(这是在“用身体去思想”?)正因为如此，在她们的眼中，“坐台”、“乱交”甚至“群交”都成为了合理的东西——只有把整个社会叙述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自己身体的“恶”才有可能被掩饰起来，这其中已经彻底地没有了所谓“精神”的成分。笔者这样说似乎确有“道学家”的嫌疑，但我以为，倘不能于此等情形坐视而不顾的话，笔者倒愿意做一回这样的“道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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