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孤独者的他述与自述
作者：任雪梅 张景超
自我选择的离弃并不代表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欣赏、关怀、热爱消磨了渴望和向往，只是这种渴望和向往，被更集中地投入到了另一种情感方式，另一种个人，即人类最美好、最神往的情感方式——爱情，和一个与自身同样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的异性他者／自我——女性身上。“当时我就深信：一定有另一个女人在我生活的前方等待着我。这个女人来自另一方水土，她绝不像我故乡那些土里土气、笨拙愚蠢的女孩子们。她一定清秀可人，并像月光或水一样闪着清彻的光芒。”然而，对于一个离弃者来说，这仍旧是一个很难轻易实现美好设计和理想结局的世界，他所追寻的女性——一个最可能缝合镜像自我与内心自我的异性角色，仍然难以避免由于时间、社会、观念、身份、地位、初衷、愿望等等因素的阴差阳错而变成误选或错失，他自己最终则依然要在“漫无边际”中“独身行走”。《无颜面对》中的进修生陈小光对心仪已久的本科生牟红与自己交往的真正原因无从判断，对她的真实想法无从把握，“其实他对牟红根本就不了解”。到了离别的最后一刻，他还“实在说不出牟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能把对她的爱恋和期盼“留在记忆中，尽管这根本就做不到”。《漫无边际》中的吴浩一心认定可以与自己的精神世界相通并带来慰藉的受过高等教育、秀丽高雅的刘郁，却在他出差后投入了物质富有而精神贫乏、生活混乱的朋友海昆的怀抱……。不难想像她们会给一个忍受着生活破碎的磨砺，精神孤寂的侵蚀，对自身价值始终无法建立起稳固自信的孤独者留下怎样新一重的伤痕。
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独身行走》是一部围绕着独身者的情爱世界展开的男性成长小说。小说以杨晓晖在不同年龄段中的情感经历为主线，梳理了他十几到三十几岁间二十多年“独身行走”的生命历程。情窦初开的少年时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以及心意阑珊的临近中年，他的情爱世界如同历经了春、夏、秋的抛物线，留下了欢乐与痛楚，喜悦与悲哀，希望与迷惘交织的深刻记忆。不管四个女性跟他有过怎样或灵魂或肉体的深刻接触，由于她们放弃不了自己的某一份天地，最终都成了他生命中的过客，他和她们将永远分隔在两个世界。爱的绝望造成了他人生的绝望，他永久地自我放逐和被放逐。
从走向文学到把文学当作自己存在的家园，全勇先向我们出示了一个清晰的过程。开初，对他来说文学并不就是一切：“在我杂乱而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陪伴我的并不总是文学。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那时候，文学对全勇先来说只是他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之于他甚至还是个异数。或许正因为没有全部融入文学，没有认识到文学是“找到自己”、“表达自己”的最好形式，他的早期作品虽然较之一般写手鲜活而富于灵性，但还说不上充满了个人性。只有当他真正地相信文学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安家，可以最终实现自身价值的时候，他才踏上了一个崭新的梯阶，即完全摆脱了对孤独者间离隔膜的他述痕迹而转入倾心投入的自述，由此转变，我们大致梳理出一个极具艺术潜能的作者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以《行刑者的冬天》为界，《恨事》、《妹妹》、《昭和十八年》、《狗娘养的盲流》等早期作品，大多可归入他述。所谓的他述是指按照客观指令进行的叙事，这种叙事是长时期支配作家的叙事，即使到现在仍然是相当一些作家信奉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以权威的观念和意志为本，对世界进行界说和阐释。换句话说这种叙事的主要任务是对集体、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进行图解。全勇先的早期作品亦有此类痕迹，比如他的一些抗日斗争故事，其思想内容并非不正确。但执行的大多是现成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跟独创性没有任何联系。《恨事》虽然写法很别致，但仍属一般抗联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仍以集体的革命价值观为最高追求，其好人或坏人都以对革命英雄赵尚志的态度划界，出卖他的自然是民族的败类；对他心怀崇敬并无限憎恨出卖者的主人公，自然是有良心、有民族正义感的好人。《昭和十八年》、《白太阳红太阳》写的是裹挟到侵华日军里的韩籍士兵的复杂心境与历程，选取的角度同样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主人公同我们一样是被侵害民族的成员，他虽然被强迫走向屠杀中国人的战场，却无意做屠夫。作者似乎要借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一种现成的观念进行反拨，在这种观念里，参战的韩籍人是二鬼子，他们有时甚至比日本鬼子还坏。作者对弱势民族的同情和理解并非没有根据和价值，但阅读中你总感到作者向民间话语挑战的同时暗含着另一种民族图腾，它或许也是移入东北土地上还没安顿好灵魂的鲜族群落普遍意识的一种投射——借着言说族类的美好拒绝本地土著民族的歧视与彻底同化。
只是到了《行刑者的冬天》之后，我们才看到全勇先的写作转入了自述的新天地。我们所说的自述主要指以个人化的体验、感受、思考认知世界的叙事，它的感觉、观念与外在于己的世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舆论一律的文化背景上，它还是对某些国家观念、权威意志、集体意识的超越。成熟作家的自述对习惯性思维、世俗性思维特别具有反叛性和颠复性。《行刑者的冬天》让我看到的就是这类叙事。主人公是个对犯人执行极刑的警察，可是他却对自己的犯人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同情乃至敬意，他在犯人身上看到了真挚动人的爱，而在自己和循规守法者的两性关系里看到的却是充满了自私的占有和享乐。全勇先打破了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法律及道德界限，肯定犯人身上的可贵人性，表现出相当的犀利和睿智。对于他的发掘我们不但给与首肯，还有相当的赞赏。《行刑者的冬天》还只是拉开自述的序幕，《独身行走》才是自述的全面展开。主人公从童年起进入不了好孩子的规范，他由着自己的天性漫游在天真无邪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使他自觉不自觉地、经常地触犯社会对人的铸模。为此，他不但受到老师这个传统道德执法者的歧视，而且常常激起已被社会观念的强制灌输而异化的父母的愠怒。可是他并不就范，倔犟使他益发痛恨这个充满虚伪、荒唐和精神压迫的世界。依着他的天分，只要稍微循规蹈距，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一个体面的社会身份。然而为了做自由人而不是奴隶，他宁愿舍弃以葬送个性意志为代价的社会所给与的一切。最终他逸出了体面人的轨道之外，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和流浪汉。也许，我们从他身上感受不到那些世俗的荣耀和光采，但他却照亮了人所应有的追求，那就是真实和自由。正是这真实和自由，使人真正像人，使人充满活力、充满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