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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的他述与自述
作者：任雪梅 张景超
孤独者的迷茫：我不知道我是谁
作家的写作总是以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为参照，以个体的生命感受为圆心，它们是思维的源泉和感知的参照，是反应的依据和行为的起点。由于性格、心理、成长背景和生活经验等的不同，每个作家都有其不同的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的切入视角和阐释圆心。从全勇先的《岁月的纪念—不算自传的自传》中，我们知道他是祖辈从韩国迁居东北的异乡人，是19岁就开始四处漂泊的流浪者。“我的脸上曾经显现过一种殉道者庄严的表情，那是诗人、异乡客、流浪汉和孤独者的表情”。这是全勇先的长篇小说《独身行走》里主人公的一段自白，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关于自身生活和心境的自述。而我们在他作品中看到的正是关于一位诗人、异乡客、流浪汉、孤独者的混合倾诉。
全勇先坦言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并未受到过身为异族人的歧视，但是时时感受祖辈们对于家乡深深的眷恋，以及他们身上所特有的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品质，注定了他对于家园与乡土、民族与人民有着恒在的向往和渴慕，尊崇和敬重。寻根的渴望曾使他急冲冲地扑向祖先的诞生地——韩国。然而，他最终却将这次寻根之旅说成是流浪，因为他发现他已不被那里的人们当作子侄和兄弟，在他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外国打工者，一个飘零的异乡客。他既没找到家园，更没解脱心灵间流民的离弃和孤独。同样的，在原以为寄居地实为真正家园的北大荒，他依然飘无所倚，找不到灵魂的安放地。他早早就喜欢上了电影、音乐、摄影、文学等，想借它们自由地释放和挥洒他的灵动、任性和欢欣。然而，精神的一时满足代替不了他全部的生活。在现实中,他不得不面对基本生存的挑战和压力，以及可以想见的，来自亲人、邻里、朋友等人对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期待与凝视。“我做过很多工作，接触过很多行业，认识过各路妖魔鬼仙，我不得不成为现时现世的一个人，而我的思想，又永远都在远离现实的地方。这种高度的反差，造成了我与现实的不和谐”。忧悒与孤独、拘谨与挣扎成为他饮啜不尽的苦酒。
或许文学是全勇先在现实生存中找到的最能够表达自己和释放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认定自己社会身份的策略，他选择了生活在写作中。纵览他的小说文本，他几乎为我们奉献了一个孤独者群像，无论是《昭和十八年》、《恨事》和《妹妹》中对于英雄本事采用的凡人视角，《白太阳红太阳》、《牛叫》中的历史叙述和童年叙述，《狗娘养的盲流》、《怪人怪命》、《行刑者的冬天》中关于盲流、罪犯等边缘化群体的个人化阐释，还是《漫无边际》、《无颜面对》和《独身行走》中有关当代青年生活景观的城市叙事，孤独与被抛都是他切入文本、解释世界的基本视角和基本格局，都是他的人物所要界临和承担的永远的生存处境和心理处境。他们不仅是载入抗日史册和地方史志的大英雄，还是在敌人的阵营中饱受欺凌和奴役的小兵，风餐露宿、温饱无着的“胡子”，被邻居指点、家人辱骂的逆女；不仅是一身血债的侵略者或驰骋于乡间的烂漫孩童，也是依怀着对乡土和家人的离愁别绪而苟且偷生的飘零者和只有祖母能够接受和理解、可以听懂动物的语言的奇异儿童；不仅是残忍冷酷的罪犯，也是被社会与家人离弃的被抛者；不仅是外表洒脱不羁的当代青年，也是为生存和理想辗转无定的漂泊者。他们几乎全部徘徊、游离于社会主流人群之外，或冷硬、或自嘲、或感伤地默默感受生活的艰辛，吞噬着孤单的苦水。尤其是他后期以《独身行走》为代表的独特的城市叙事，更是向我们出示了城市青年在表面的自由、轻松、热烈、欢娱背后的孤独、忧虑、迷惘和疼痛。只有《天上天下》看起来是一个例外，在这篇涉及三农问题的小说中，作者通过代表了权利专制和暴力统治的村长父子与任劳任怨、老实敦厚的平民父子之间在干部选举、计划生育、杀羊抢鱼、告状打官司等当下农村常见的生活场景中持续的纠葛和剧烈的冲突，揭示了普通农民的生活困境和生存艰难。然而，从在与手执权杖、官官相护的村长父子的两厢对照中，处于明显弱势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李顺父子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存在着个人与单个家庭，在社会群落中孤身奋斗的窘促与无依。
被弃与离异；另一深重的伤口
精神世界与生存状态的两极悖逆，既造就了全勇先幽默潇洒无拘无束的外表下，敏于常人的感受力、领悟力和艺术气质，也决定了他在观察、理解和阐释世界、自我与他人时，有意无意间总是选择离弃、被离弃和自我离弃作为其切入文本世界的第一把钥匙、第一重视角和第一方格局，也构成了文本世界中被观照主体最基本也最恒久的第一处伤口和第一种疼痛。
《昭和十八年》、《恨事》和《妹妹》独辟蹊径地书写了被离弃与自我离弃的英雄本事。在侵略者队伍中忍辱负重伺机而动的常龙基“胆小、文气、懦弱”，被集体忽略、漠视、愚弄和讥笑；以饥寒交迫的胡子形象出现在叙述者口中的赵尚志，是远离人群、流离荒野 “彻底被人骗怕了”，临终前不得不欲言又止，让自己的心事与生命一起死亡的畸零者；在成长过程中的冷云既是一个人见人爱、活泼开朗的妹妹，又是因为有离经叛道之举而饱受人群指摘甚至亲人责难，最后离家出走的弱女子。他们是被离弃于人群的他者，更是为了民族的大恨与大爱，人类的理想与信念而自我离弃于人群的精神另类。
如果说全勇先英雄本文中的伤口主要来自于民族大义背景下主动选择的自我离弃，那么关注普通人的本文则更注重刻画被离弃所带来的伤口与隐痛。《白太阳红太阳》中朴英焕天性中的善良与多忧、柔顺与怯懦在混乱血腥的战争年代中，在惨无人道的日常杀戮中，在残忍冷酷的日本军队中，注定要被视作懦弱胆小的异己分子而被歧视和排挤，他跌宕一生的对于归家还乡与温暖亲情的持久渴念，留下的只有孑然一身的孤寂与无处言说的苦痛。《狗娘养的盲流》、《怪人怪命》、《行刑者的冬天》则向我们出示了另一种社会边缘人的无奈与绝望。他们来自社会的底层，总是辛苦劳作却被老板克扣得一贫如洗、将仅有的一点体己藏在棉袄中回家过年的盲流，是对重获自由兴高采烈、却饱受他人的歧视和冷眼的刑满释放者，是在狱中对女朋友的探视望眼欲穿终不能如愿，只在临刑的最后—刻才等来了父母的抢劫犯。他们生活在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生活在人群与社会残酷的挤压和无情的弃绝之中，生活在艰难的求生与稀薄的同情共构的局促逼仄的存在夹缝之中，而最终，他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我弃绝的犯罪与杀人的不归路。《狗娘养的盲流》和《怪人怪命》都是通过聚焦发生在火车上查票、补票的过程，浓缩和展示了社会与人群对于盲流、罪犯这些特殊、阴暗的边缘存在惯常持有的成见、敌视、冷遇、羞辱和欺凌，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重荷，间接或直接地造成和推动的可怕后果，从而对犯罪这一现象进行了关于现实与社会的外在动因的质询与拷问。
在《行刑者的冬天》这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中，实际还讲述了与犯罪者身份迥异而心境相类的另一个离弃者的故事。“我”因为有着专门执行死刑的法警身份，总要面对他人好奇和异样的态度和目光，总是难以避免被视为“刽子手”的尴尬处境，时不时要萌生“我的工作和普通人的生活相距太远”的感喟，为了自身“血腥气，不吉利”而回避喜庆活动，只乐于参加“各式各样的葬礼”。他的同事们则比他更能适应自己的职业，要么被锻炼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意志坚强……”，要么被异化得“表情傲慢、僵硬、自命不凡，像双枪老太婆”，对处决犯人早已习以为常，多执行任务可以多得到补助，漠然于生命本身的价值。而他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审视和自省，要不断思考枪与生命之间到底意味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和意义等在他人眼中完全无谓的问题，因为替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能在最后时刻与家人相见去说情，而背上了受贿的黑锅。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被包括与自己的同业者在内的人群视为异类，他的精神世界也与“人们抛弃了思想，追求无休止的享乐”时代显得越来越格格不入，困惑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几年就是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觉自己像个未老先衰的人，早已被生活的浪潮抛到了后边”的心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