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作为沧桑支流的家族史
作者：林超然
《一片蔚蓝》叙述前卫，或可干脆指认为一部新写实小说。在这部作品中，时间与空间统被拆掉了围墙，人物、事件可以任意穿梭往来，历史与现实仅一步之遥；作家隐身在叙事的身后不动声色，内容无所谓经验也无所谓教训，不避生活细事，记录的不过是一大群人逼真的生平，作家似乎并未表态，暂时放下了启蒙与救赎的重担，尽管在演示了巨大的悲怆之后他已没法做到若无其事；小说借回忆与想像完成，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从上个世纪源头走到今天的路线，初看以为作家用的是“ABAB”式结构，而事实上卫婉不过是一根陈述的粗枝(还有一个中性叙事视角)，她仍长在卫家的大树上，两条线索相辅相成，一条直视当下一条留给回忆，一条郑重端详一条悠然远望。
一、文化的非常表达
虽然“我们现在需要的决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②但文化最终能把人和动物截然分开，纵使是微不足道的匹夫匹妇，也会以自身的经验同历史形成一种呼应，而历史是时间史，更是文化史。《一片蔚蓝》凭一扇家族之窗勾勒了中国的百年风云，文化意味水绕山环、指向驳杂，大体表现为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文化的撞击、融合，特殊历史时段文化的畸变，还有社会变革携来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卫护间的和谐与分裂。不论是大到意识形态板块，还是小到社会幽微，作家皆苦心经营，最终完成了一部长约百年、用家族检索的文化辞书。
权力魔杖在作品中挥动的次数不多，却让人心惊胆寒。运动中因大人物们也同样遭到轮番的审问和毒打，“我父亲在挨揍中感到欣慰和隐约的自豪，逆来顺受地迎接拳脚和皮鞭，精神上的自我疗救减轻了许多肢体上的痛苦”。这是小百姓对权势仰望后的自轻自贱，特殊境遇抹平了一种巨大的不平等，会轻易便给弱者带来的一种病态的心理平衡。“大人和小民在同一环境中经受相等的痛苦，他们对痛苦的体验是决不一样的”。这样的结论里已有了作家按捺不住的悲愤。一向玩世混世天王老子也不在乎的卫冕，在权杖面前似被慑住魂魄出奇的乖巧、精明，先前埋藏极深的奴性立刻跳将出来，献给当市长的大伯的那束鲜花以及一封封情辞恳切的信即为对权力的投靠。
商业文化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世界，作品多写它的负面影响。“财富能使一个傻子变得聪明，使一个平日木讷沉默的人变得口若悬河，使一个自卑委琐的人变得自信风度翩翩，使一个死气沉沉暴躁乖戾对世界充满仇恨的人变得温文尔雅浑身散发着温暖可爱的人情味儿”，卫冕的变化真的让人叹为观止。而精英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妥协更令人心颤，一个编剧低声下气地捧上名片，制片人却不理不睬，卫婉“瞟了一眼那张名片，见印着：《中华名人大词典》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国家一级编剧……许多头衔”。这绝对是作家的自况，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他投向暗处的一个苦笑。
《一片蔚蓝》似是写到一个有些东西被错接了的时代，但这至少也是我们的时代一角，尽管我们有时会怀疑它的合理性。我们不忍卒读儿子那样处置父亲的便条：“卫冕打开门，进了卫生间，把揉皱的纸团扔到了马桶里。他撒了一泡尿，在尿流的冲击下，那纸团在马桶里乱转。最后他放水把它们冲掉了。”这一举动的寓意太刺激。这是同传统人情观的粗暴决裂，连同一家人对云姑老而不死的倦怠和愤怒，都可看出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千百年来引以为荣的孝道日见式微。任性取代了温情，狼性遮蔽了人性，现代人精神的赤贫让作家忧心如焚。金娃、银娃“有一种懒洋洋的傲慢，虽然睁着一双好看的眼睛，但是似乎什么也没看”，这是最小一代的冷漠，连卫婉这个刻薄女人都自愧弗如，她们后来之所以到卫冕处兴师问罪，是因为她们认定他与市长父亲有过交易，而不是基于什么亲缘关系。
一些现代人惯于把自己幽闭在个人世界里。婚姻成了易碎品，爱情成了一句调笑，男女之间没有尊重，只剩下肉欲的宣泄。卫婉“选中姜的理由决不是他的学问和名声，是因为他的成熟、潇洒、‘狮子’的外号、黝黑有力的臂膀和两条长腿”，也就是说卫婉选中的是男人的生物性，她的投怀送抱也与爱情无关。(作家给卫婉的辩护理由是“在女人意识的深层都潜藏着一个隐秘的当婊子的愿望”，这当然令人难以置信，更像是作家的异想天开。一个女权主义者曾说过：“男人所写的关于妇女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像在诉讼案中，既是诉讼的一方，又是法官。”)这群男女几乎放弃了千万年进化的艰辛，又回到了爬虫时代。
各种文化景观叠加起来就是一个丰富的社会了。云姑在最缺少美食的年月遥想美食，美食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暗喻，凸显的是人生的变数；“千千万万的人漂在北京，就像遮天蔽地的海鸟飞往一处海岛，在那里寻找着觅食和孵化的机会一样”，写的是京漂儿，这更是商业时代的人生缩写；卫其宁与章一兰为新生的儿子张罗了一个抓周的测试，这种风习本身就有文化意味，那小童别的不取却抓牢装壮阳药的小瓶子，又显露了性文化的一脉。卫冕上网来到虚拟空间与“九妹”调情，成为一些现代人精神萎缩的生动写真。
作品也写到了寻常人身上的光彩，比如金鼎的重情尚义，内含儒家思想，连同他的觉醒他的爱国，都让人心生感动；唐玉华收下了儿子的钱，但“生活的内容没什么改变”，她身上有了让人敬重的坚强，这种亮色显得异常珍贵。拉美作家卡彭铁尔说过：“有气无力地坐在路边的人不知在等待什么，也许什么也不等待。但是他需要人们对他说句话，好让他站起来继续赶路。照我看来，这就是小说家的作用，这就是他的社会作用。”③周树山做到了，作家巧用时空间便利的通道，把桩桩家族往事指给我们，“日子还过得去”其实真的有着不轻的分量。
二、指向女性的暗语
《一片蔚蓝》中有一个显在的女性主题。卫婉的经历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全知线索，她不仅是目击者，是参加事件的重要角色，她的态度还深隐着一种人生评判，其为小说的获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撑；作品中的女性群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链条。我们至今仍未能走出男权时代，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④她们的遭际也许更逼近人生真相，她们的故事再现了近百年来女性苦涩的生存现实，从一个侧面标示了我们这个社会一路曲折行进的足迹。
在远离文明的时代，每一个女性都是一座苦难的雕像。在触及老一代时，作家强调的是旧式婚姻的凋零，川上一郎一语道破二姨太的处境：“把自己关在鸡笼里，吃很少的米。”三姨太曾与家仆马三私奔，马三死后又短暂做过一个团长的三姨太，团长死后她沦为妓女。从“大夫第”走出来的卫文琏对她说的那句“无论怎样，活着吧”有一种寒彻骨髓的无奈破空而来。“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⑤自由对她们而言是一种奢侈品无缘得到，作为特别的玩物她们只能仰男人和社会的鼻息。
逾百岁方殁的云姑寿则多辱，更是饱尝了世态炎凉。她曾同卫文琏有过琴瑟和谐的幸福，但是战乱和男性的偏见很快将这点儿有限的欢娱化为乌有，卫不问她的苦衷，迁怒她与川上一郎的暧昧关系而断然与之决裂，作为妻子她从此有名无实。卫向川上一郎开枪不是为了女人而是为他男人的自尊，这一点云姑自也深知。母亲是女人天赋的角色和职责，云姑受川上一郎蹂躏之后最终没寻短见，包括她后来被迫委身于潘雨松，都因为她割舍不下自己的孩子，都因为她是个母亲，我们能见到动人的母性光辉，但回报她的却是望也望不到尽头的心灵啃啮。云姑只能依着残存的记忆活在往昔了，她还连累了堂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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