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深入了解读中的历史性清理和总结
作者：邢海珍
三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一书是关于中国新诗的断代研究，是以“史”的发展递进为线索，并在实事求是的批评中，构建了对先锋诗歌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体系。综观全书，无疑“论”的比重大于“史”的比重，但作者没有以煌煌大言取代史实的客观性，而是使论理的主体精神最大可能地与诗歌发展的基本态势吻合。读这样的学术研究著作，就像从容地走进了我们曾经熟悉的历史境界，许多命名都是历史的约定俗成，一路走去，诸如“第三代”、“个人化”、“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叙事诗学”等新诗的先锋景观，来龙去脉历历在目，本来混乱的现实被理顺得极为清晰。由于时间跨度不大，许多事件的内涵还缺少足够的历史积淀，本书的拓荒性自不待言。但我们更应重视的是如何清理总结这一段历史，以帮助人们认识这一时段先锋诗歌发展的基本特点和为未来文学提供新质的可能。
对中国新诗研究颇有建树的学者王光明先生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不把任何东西看成是给定的。不以任何他人的肯定和发现为起点，而是以头次‘命名’的方式，迎候存在的出场，从而将现实材料提高到真实和美的境界，以此方式进入诗歌传统并调整传统秩序，这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工作。”⑨此论虽然说的是诗歌创造,但我以为对于诗歌的研究者来说，也应当强化创造意识，勇于“命名”，而不能流于对现有材料、现成材料的梳理和选择。罗振亚不但善于在复杂的材料中综合归纳,而且尤其注重感悟性的总结，对理论进行本质的概括和提升，进而形成有价值的能够指导和引领诗歌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在对“个人化写作”的论述中。他提出该现象的本质是对“现实”、“现事”的关注是对“叙事话语”的重视，是他从对大量材料、大量观点的分析和总结中得出的结论。他深入研究了90年代以前诗歌的“意识形态写作”特点，举证了“集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人化写作”的本质区别。他深入分析了“个人化写作”与“自我表现”的差异所在，论述了“个人化写作”的优势和缺陷，尤其是关于“自我情感经验无限度的膨胀漫游，即兴而私密，平面又少深度”，“过度迷恋技艺打造的自由和快感，恣意于语言的消费狂欢”等观点，⑩确实达到了一种“真实和美的境界”，可以具有“进入诗歌传统并调整传统秩序”的功效。
罗振亚的著作在对中国新诗传统及发展过程的重视方面，可以看出深入规范的学术研究对于当下诗歌发展的重要性，他对当代诗歌过去时的近距离扫描，他的及时把现实诗歌发展纳入学术视野并取得引人注目成果的努力起到了跟踪清理并总结经验指导诗人创作以及匡正时弊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是一部少见的对近二十年先锋诗歌经验总结的学术著作，诸多创见性观点，将对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读罗振亚的学术研究著作也如在诗中行走，颇具艺术气质的语体方式，长于情境化的描述，追求语言的美质效果，他的议论充满了灵动机敏和诗性的感悟，这大约与他当年写诗,与他有着很深厚的文学修养有关。一个容易陷进抽象枯燥中的理论问题到了罗振亚的笔下就可以妙趣横生、诗意盎然，既能保持一种优雅从容的叙述风度,又能在提炼和概括中保证说理的准确和严谨。也正是因为诗歌创作的实践及文学上的艺术性陶冶，强化了罗振亚作为一个文学学术研究者的内功，他具有了比一般人更容易领悟和进入文学深度的条件。正如哲学家兼文学家的周国平所说：“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因此，不言而喻，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必须要能够欣赏语言艺术。判断力的来源，除了艺术直觉之外，还有艺术修养，即对于人类共同艺术遗产的真正了解，因此有能力判断当下这部作品与全部传统的关系,善于发现那种改变了既有经典所构成的秩序从而自身也成为经典的作品。”所以当罗振亚面对那些纷乱无序又很难做出准确定位的中国当下先锋诗歌，不乏一种开拓的勇气和自信，主要是因为他的艺术感悟能力和足够的文学修养使他能够驾驭先锋诗歌内质的复杂性。虽然,我们对罗振亚的先锋诗歌批评未必冠以如何权威性的评价,但他扎实而全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显示出足够的启迪意义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没有对中国新诗传统的真正了解，就不可能对当下先锋诗歌所涵纳的经典性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
刘勰说过，“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可见为文而达到精深之不易。罗振亚的论著可看出研究者的能力，更能表现出表达成文的才气。这对于一个刚愈不惑之年的年轻学者来说，能有如此深厚的积累，能有如此的努力精神是让人服气的。应当承认，像《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这样的选题及成果，可以排在新诗研究领域的前沿位置，他已具备了向纵深方向挺进的实力和基础。
当然，这样一部难度较大的学术研究著作，无论对于资料的处理或是理性话语的构建，都很难达到不被挑剔的完美程度。比如说在这二十年诗歌发展研究跨度中，即使是“先锋”的命题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先锋”之外的现实诗歌领域发展的基本态势，如果作为“史”的另一面对“先锋”有所补益，或许能少一些缺失的遗憾。另外，书中的“先锋”内涵仅局限于新诗潮中的年轻一代身上，而忽略了年龄较大的甚至是从新诗传统的向度中转轨而具有先锋特质的诗人，比如说像昌耀、曲有源、马合省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诗人。而且这部分的“先锋”性更具有艺术发展的底气，应当受到理论总结的有力关照。或许这样更能把“先锋”对于未来诗歌发展的潜在意义揭示出来，使“先锋”与传统生发出一种接续的说服力。当然,一部篇幅有限、选题具有特定角度的学术著作很难大而全，或者就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我知道，罗振亚面对的跨越二十年的先锋诗歌大舞台，有大批苦苦求索的诗人，但也有玩诗的、胡闹的混混，既有经典也有伪诗。作为研究者，能够深入其里，进行有成效的是非判断实在不易。罗振亚经过苦心经营的搜求汰选，对大量诗作进行深入解读，终于有了属于自己又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清理和总结，这是一项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工作。新诗的发展之路漫长，其研究的空间非常广阔,相信罗振亚在今后的日子里会取得更辉煌的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绥化学院中文系)
①谢冕《诗歌告别八十年代》，《西郊夜话》第17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
②陈晓明《文学超越》第3l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3月版。
③《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月版。
④《宏观文艺学论纲》第22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我与文学及其他》第7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85页。
⑦《朦脆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1页。
⑧《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235页。
⑨《艰难的指向》第25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⑩《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第171页。
《另一种存在》第7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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