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深入了解读中的历史性清理和总结
作者：邢海珍
也许在学术的视野中。“先锋”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即使经过多年沸沸扬扬的讨论，也并未取得“众口铄金”的效果。尤其为发展态势一步三摇、在时间上又尚未拉开足够距离的中国当下诗歌定位，是需要一定的胆略和识见的。罗振亚教授的博士论文《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不避纷乱的诗歌创作现实和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深入冷静地解读，不断在拓进中进行总结，为我们展现出一道虽然并不遥远但却十分清晰的历史风景线。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几年的朦胧诗潮，是中国新诗大变革的先声，由此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诗歌现代化运动。朦胧诗之后，中国新诗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态，许多前卫的青年诗人不断地冲破传统诗歌观念的束缚，诗歌内涵无阻拦的扩展和丰富，造成诗广泛涉足于从社会到内心、从实有到幻象以及意识的深层的所有领域。”①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先锋性潮流。不断地引起了文学界和学术界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但是，这一阶段的先锋诗歌并未被主流文化全然接受，而是在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中向前流动。许多人的作品难于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阻拒了一般研究者轻易进入诗意内核的可能性，加之尚需足够时间的沉淀。因而罗振亚选项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全书的结构框架看，以“先锋”定位的主体描述在时空交错的复杂把握中显出一条清晰的理性脉络，这就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段诗歌反传统的基本特点，然后分期分类进行块状的切割，形成了以时间为经以重点群体为纬的系列性统一格局。罗振亚对于“先锋”诗歌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宏观性和整体性，史与论结合，把二十多年诗歌的发展变迁放在文学生长及社会历史的流程中加以审视，显示了一种专业化的学理上的通达与深入。
从史的角度对当下诗歌进行研究决非易事，虽然二十年的跨度事件叠出，众说纷纭的议论已构成了一种不无色彩的景观，但由于“先锋”以及诗歌文体现代化本身所面临的必然复杂性，其本质的“现身”和学术上的清理还嫌路程太短。《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作为断代观照又是近距离的方式，毕竟有诸多不便，尤其缺少被人们长期认可的权威性论证作为参照，对于活跃于当下诗坛的许多诗人们、有的甚至是朋友和熟人的臧否，就更是对作者学术眼光和价值判断力的非同寻常的考验。
近年，罗振亚对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诗探索》等刊物发表文章，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成为年轻而新锐的诗歌理论家。他的一系列史论著作从“五四”以来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先锋性进行了有成就的梳理与钩沉，在很大程度上拓清了长期以来理论偏见所形成的雾障，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作了大量的源流探寻，并在理论和学术上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因此他成了当前高校中新诗理论研究的知名教授和学者。
朦胧诗后二十年的中国先锋诗歌，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是许多年轻诗人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挑战文学传统权威性的举动。“解放”之后的自由文化格局使诗人在多元写作中失去了严谨和严肃的社会性共识与规范，诗的随意性、散漫性弥漫了整个诗坛。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有过这样的说法：“无所适从的灵魂由于无需依托而松了一口气，然而无所依托却又更加恐慌和寂寞。思想之‘重’，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坚固的信念，而思想之‘轻’，潇洒自如却又极不踏实。”②在“个人化写作”杂乱而无序的潮流中，许多诗人的茫然失意和我行我素确实增加了对诗歌现实理解和认识的难度。然而，对于当前的诗歌发展来说，这是不应回避的问题，罗振亚面对这种难度作出了及时而果断的回答，这是他对中国当下诗界的一个不应忽略的贡献。由于注重对诗歌发展态势进行宏观性的把握，致使全局性视角具有了一种选择和比照的开放性，具有了分析归纳的透辟与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近距离评断的模糊、混乱以及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的偏颇和局限。
在对许多具体诗歌现象的概括中，罗振亚的论述表现出特别强大的宏观性辐射力度。行文具有深入的思辨色彩和内在张力。比如先锋诗歌由抒情向叙述转移这一特性，书中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态势中考察其基本动因，有着较强的说服力。另外，即使对某一个诗人诗作的分析解读，作者也决不是陷入具体的文本之中，而是联系更广阔的背景内容，形成整体观照的开放思维。对海子作为个体诗人的审视，罗振亚是放在时代的大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的，“不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欲望喧哗，诗性溃散，置身于这样一个‘个人惟有认同现实才是保持住当下存在的暂时确实性的唯一方式’的后现代历史语境里,连‘第三代’诗人这群现代主义者，都普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从现代主义向后代主义顺风而动，或消极咀嚼荒诞、孤独和异化的母题，或在渎神的反‘文化运动’中媚俗地狂欢，亮出投降旗帜后，还要饱尝失却精神家园之苦。像海子这样曾经参与过‘第三代’诗歌运动却又深怀浪漫情调的诗人，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饱受尘世的根性和超尘的挣扎间互相撕扯、灵魂分裂的惨烈折磨。”③他把海子个体诗人的风格特性与诗歌发展潮流及整体先锋诗歌语境联系起来，表现出对一个重要诗人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诗歌走向的本质性洞见。
二
从二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态势看，随着先锋诗歌的潮起潮落，确实急需一些人认真给予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学理定位，急需冷静深入地进行清理和总结，为现实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恰切而扎实的理论引领。罗振亚既是基于高等学府系统性理论研究的有利优势，又放眼于诗坛变动不居的具体现状，加之他曾经有过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对于当下诗歌的感受和理解更为贴近和富有深度。文学理论家陆贵山说：“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富于生命力的结构和潜能,由于现实需要的诱导和触发，必然会将历史积淀和贮存起来的个体和集体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统延续下来，经过现代转换和当代生成，为新的时代所利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驱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④罗振亚把朦胧诗后中国诗坛先锋诗歌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足见他对目前仍被许多人排斥的先锋诗歌潜在的价值的认同。虽然距离今天不远，但毕竟已是明日黄花，已经成为“历史”了，它必然以延续下来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统的身份“为新的时代所利用”。罗振亚所持的是冷静、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从诗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基本上认同“先锋”的立场，虽然对“先锋”的局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但从本质上看他是先锋诗歌的知音。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一文中论及批评与创造的关系时说：“一首诗或是一件艺术作品并不像一缸酒，酿成了之后人人都可以去享受。它是有生命的，每个人尽管都看得见它的行迹，但是每个人不一定都能领会它的精神，而且各个人所能领会到的精神彼此也不能一致。它好像一幅自然风景，对于不同的观众可以引起不同的意象和情趣。”⑤尤其许多先锋诗人追求多义和歧义，造成了批评家解读的困难，这样则不易进入本质，不易揭示“生命”的意义和动因。罗振亚的开放性思维方式、以体验的深入和敏感使诗获得了一种再创造的生机和更大的可能，他的解读是一种灵动的、能指的澄明之境，是一种多维度的智性的引领，而不是那种硬性的、流于文学表征的阐释和解说。我们试举一段文字为例来说明：
周伦佑的《想像大鸟》写到，“鸟是一种会飞的东西／不是青鸟和蓝鸟。是大鸟／重如泰山的大鸟／在想像中清晰地逼近……”它也是以直觉悟性中的想像、虚构的大鸟，代替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积淀内涵的大鸟，裸露事物的本然状态。这些诗似乎没有深度、主题和意义，它们的方式和目的只是世界、人、物、事的自在状态的还原与呈现,即便遭遇本来情感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也以冷漠的抒情立场抑制主体精神，“有一个小女孩／被汽车压死了，就那么轻轻一下/她就躺下了／路中间／有少许血／从她身上流了出来”。(杨黎《旅途之一》)死的惨象和痛苦的颤栗已“萎缩”为异乎平淡的时间描述和客观的新闻报道。⑥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若无举重若轻的对于诗意的准确领会，就可能陷入繁琐的描述而缺少必要的跳脱和超越。罗振亚对于先锋诗歌的理解重视全方位的把握，从历史的、文化的以及诗歌发展的整体可能性等方面来突破关键之点，进而对诗做出富有悟性的解释。他对非非主义一些诗作的理解。就是在深入文本的前提下，同时联系反文化、反意象、冷抒情等诗歌写作主张进行分析，这使他的理论判断既要言不繁。又能深入准确地抓住本质性内容，在观点的阐述上非常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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