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新诗：现状及未来
作者：张曙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会有人问起新诗的发展趋势，似乎一切都可以在掌控之中。这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希望能够预先见到诗歌的远景，一方面也似乎不无担忧，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新诗正在走向衰落，诗歌之死（如同尼采宣称的上帝之死）只是早早晚晚的事情。
如果真的能够未卜先知，预先把握诗歌的走向，倒不失为一件好事。这样就可以为类似的争论提早交出一份答卷。假如诗歌的运气真的是不坏，仍然可以延续下去，还能事先根据预测出的轨道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设定，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加速诗歌的发展进程，或使之更加完美。
完全否定这种预测自然会失之武断，但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流程，往往会与事先的推测和设定大相径庭。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原因和机制，另一方面，影响它的外在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社会生活的变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重要社会思潮和作家的出现，以及同类或非同类作品的交互影响。这些都会作用于文学艺术的外在形态，也会促使其内部结构发生改变。而这些，常常会超出人们的预期。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反对现代诗歌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一生都在梦想着建立一种美国本土风格。他的这种主张颇为切合美国诗歌的发展趋势。但他——或者也包括了他的读者——不曾料到的是，主张欧洲中心论的艾略特发表了他的著名长诗《荒原》，打破了他的梦想。他沮丧地说，这无异于一颗原子弹，艾略特的天才将诗拱手交还给了学院派，使建立美国本土诗歌的努力至少倒退20年。
威廉斯的沮丧毕竟得到了补偿，他的诗歌理想至少在下一代诗人那里实现了。这是少数幸运的例子，而相反的例子举不胜举。明智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地少做预测，而把目光聚焦在现实问题上，即认真梳理诗歌现状，找出它的成绩、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做到了这些，我们即使不能断言诗歌的趋向，但至少可以为诗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准备。
新诗以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为肇始，算起来时间还不足百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次从内到外的深刻革命。新诗的先行者们大胆抛开了旧诗的传统，从语言到形式，完全另起炉灶，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诗歌传统。这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举动，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外，在当时几乎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怀疑和反对。这或许不无道理。中国一向被誉为诗歌的国度，有着众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旧诗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它的这种影响至今仍然没能完全消除。但当时的这种举动是完全必要的。新诗的拓荒者们以自己的努力逐步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使用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但可以写出诗来，同样可以写出好诗。当然，这一过程复杂而漫长，甚至一度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但自七八十年代起，新诗的传统重新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而到了90年代，新诗完成了向本体的回归。这样，新诗不仅完成了语言和形式上的变革，也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
90年代诗歌的一个特征是沉静而内敛，诗人们在语言、形式和手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同以往的诗歌相比，它不再注重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也不复有宏大的结构，而是通过叙事、细节和日常化等方式来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使得诗歌不再是观念的载体而回复到自身，即通过审美发挥作用。这一时期的诗歌颇为一些人所诟病，我想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90年代诗歌可能确实不如以往的诗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另一个可能就是90年代诗歌超出了这些人的知识视野，使他们丧失了判断能力。要消除对自己无法理解事物的恐惧，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予以否定。如果我们不是十分健忘的话，当年一些人对待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风水轮转，有了新的否定对象，以往的则得到了宽恕。这就像传说中讨替代一样，后一个使前面的得到了解脱。诗歌需要批评，也同样需要理解和宽容。最重要的是，这种批评如果不带有建设性，那么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前辈诗人和评论家完全可以对下一代人提出忠告，但首先应该怀有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可取。庞德当年读到艾略特《荒原》的初稿，立刻领会到其中的意图，并大胆进行了删削。他对很多同代作家也有过类似的支持和帮助，但后来当年轻的金斯伯格把《嚎叫》拿给他看时，庞德喃喃说，这是一堆大杂烩。《嚎叫》用某种眼光来看，的确是大杂烩，但《荒原》也是。说《荒原》是好诗不错，但《嚎叫》同样也是好诗，只不过写作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金斯伯格这代人的写作超出了庞德的视野，但他好在只是发发牢骚，并没有跳起来大加讨伐，大师的风度毕竟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对同伴发誓，有一天我们老了，对于年轻人的作品接受不了，也永远不要指手划脚、横加批评。现在我仍然可以这样说。
对于新诗，向来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新诗没有形成传统，一是把旧诗的传统与新诗的传统混为一谈。前者让人感到荒谬，后者是一种糊涂的认识。传统是一种延续和发展，它是由作家和作品构成的有机体。新诗只有百年的历史，你可以说这个传统不够强大或不够完善，但否认这种传统存在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新诗的新当然是针对旧（体）而言的，但这种新和旧的区分不是新在旧之上的发展和延续，而是经过了彻底的决裂，从语言和形式上，乃至诗歌观念和文化背景上另起炉灶。即使新旧之间有着某种暗递情愫、藕断丝连的情形，但这也只是和邻人妻子的私通，而不是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人们总是拿两千年来的旧诗传统来贬低不足百年的新诗传统，或是拿旧诗的长处来攻击新诗的短处，这种做法显然无助于新诗的发展。
但新诗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新诗如前面所说，经过了语言和形式的断裂，它的形式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当然，经过一代代诗人们的努力，它已经适应了这块土地，并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但这里面似乎总有着某种先天不足。新诗采用了日常语言，但日常语言入诗总要经过一番淘洗。艾略特把语言成熟作为经典作品的三个标志之一，新诗的语言正在接近成熟，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语言的认识。对诗歌而言，语言已不再是工具，而就是诗歌本身。罗兰·巴特认为，文学就是对抗话语中的权势。他说：“文学中的自由力量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因为他毕竟是众人中的一员），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他指出，“马拉美说的‘改变语言’与马克思所说‘改变世界’是同时出现的。”而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还更多停留在表层，在有些人那里，还在刻意营造语言中的权势。此外，对于诗人而言，新诗自身传统的资源还不够充分，更多要从传统之外借鉴，这包括中国的旧诗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但如何借鉴，仍是个问题。
我们现在颇能听到回归传统的呼声。传统古典诗歌的传统的确强大，但它是属于传统诗人的传统，而非新诗的传统。它在新诗之初就已被抛弃。在这个传统中，有着很多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但传统并不是所有作品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序的“结构”。在结构中，体现出某种秩序和价值取向，而秩序“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罗兰·巴特）。这是应该警惕的。也就是说，在从传统诗歌中吸纳养分时要注意区分传统诗歌与诗歌传统。在传统诗歌中，有很多作品是我们今天仍需阅读的。如《诗经》、《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但诗歌传统却如前面所说，通过意识形态和强制手段将这些作品组合在自身的体系中，作品不再是具有独立的、鲜明的个性，而成为了结构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这个传统，就等于倒退回新文化运动之前，与那些僵死的语言和形式重新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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