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后朦胧诗的实验性
作者：宋宝伟
三、 形式革命——结构的平面化、形式的非诗化
“朦胧诗”在诗坛上的确立，不仅仅是因为置身于伤痕与反思的历史转折路口，以悲怆的英雄主义姿态，迎合了时代和社会“反思——批判”的要求，还在于“朦胧诗”以“象征化语体”呈现诗作独特的语言存在形态。随着“朦胧诗”合法地位的确立，符合诗人寻求与建构“主体性”的愿望、凸显其艺术主流特征的“象征”话语方式，也逐渐被“中心化”，成为诗歌艺术的“圭臬”与“不二法门”。而“后朦胧”诗人命中注定是“站在（历史盛筵）餐桌旁的一代”，是历史无奈的“看客”与“缺席者”。注定是边缘地位的他们，只能走上一条不无极端、冒险的反抗与颠覆中心话语的叛逆的艺术之路。“拒绝隐喻”与“反对象征”是他们气宇轩昂的反叛的最强音。
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指出，象征手法由于它的暗指性，适于表达多层主题和复杂感情，适于表达抽象的意识和情绪，在使用中与其他手法交错起来，构成了诗的朦胧美。北岛的《迷途》就是以整首诗的象征来强调抽象而神秘的心灵体验。“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棵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朦胧诗”以意识流、蒙太奇意象组合等手法，通过用有声有色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来暗示和显现诗人内心微妙而复杂的主观世界，舒婷的《路遇》和顾城的《弧线》是这两种艺术手法的经典范本。象征手法的运用，带来诗人抒情方式的转移，改变传统诗歌的“情节性结构”，代之以跳跃性情绪和多层次的空间结构。而“后朦胧诗”在颠覆象征的诗学运动中，首当其冲地就是要剔除“跳跃性情绪”带给读者的阅读障碍，削平诗歌的空间结构而代之以平面化结构。带来如此变化效果的是“叙事”在诗歌文本中的复归，删解诗的“意指功能”。 “后朦胧诗”的叙述使诗歌的故事性增强，细节和动作成为写作或阅读的焦点。“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集市/他指给我看一条大河/我第一次认识了北凌河/船头上站着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十五岁以后/我经常坐在北凌河边/河水依然没有变样”。（小海《北凌河》）平静的叙述中折射出对时间与生命流逝的眷顾。“教授们在讲义上喃喃游动/学生们找到了关键字/就在外面画上漩涡画上/教授们可能设置的陷阱/把教授们嘀嘀咕咕吐出的气泡/在林荫道上吹过期末/教授们也骑上自己的气泡/朝下漂像手执丈八蛇矛的/辫子将军在河上巡逻/河那边他说‘之’河这边说‘乎’/遇到情况教授警惕地问口令：‘者’/学生在暗处答道：‘也’”。（李亚伟《中文系》）荒诞的情节竟然被描摹得如此细致、如此传神，尖刻而又不乏幽默地戏谑、调侃着令人汗颜的高校教育。“朦胧诗”的“象征性话语”形成的空间结构，也成为“后朦胧诗”颠覆与超越的对象。“如果大地早已冰封/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走向海/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就让我们面对着海/走向落日”。（北岛《红帆船》）大地、海、礁石和落日形成意象的空间结构，传达着即使面对挫折与艰难也不放弃自我的决绝和信念。意象和情绪同时具备“高层结构”的诗学特点。而“后朦胧诗”强调诗的日常语境，删除话语背后丰富的内涵而将其归类到平面化的通俗理解中。前面提到的《明月降临》（韩东）中的“月亮”仅仅是一个能反射光的、没有文化负载和感情的石头而已。
“后朦胧诗”诗艺实验还表现在形式的“非诗化”，颠覆着人们业已形成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诗歌观念，考验读者的“智商”。于坚的《0档案》以一种极端冷静、客观的描述，对人的“物化”的生存状态作了触目惊心、冰冷彻骨的揭示。于坚的诗歌魅力恰恰来自于“非诗”的形式与语言的张力，“嚎叫挣扎输液注射传递呻吟涂抹/扭曲抓住拉扯割开撕裂奔跑松开/滴淌流/这些动词全在现场现场全是动词浸在血泊中的动词/‘头出来了’医生娴熟的发音证词：手上全是血”。一个婴儿出生的手术被于坚渲染得紧张、残酷、令人窒息。短语的组合完成语言张力的凸显，这不同于“枯藤老树昏鸦”的意象组合，而是一个事件的叙述。
四、语言本体的狂欢。
后朦胧诗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诗歌语言的重视。“他们”明确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主张，“非非主义”强调“诗从语言开始”，“海上诗群”认为“语言发出的呼吸比生命发生的更亲切、更安详”，等等。主张用口语化、生活化的语言代替人工“陌生化”的知性语言，不强求暗示性、张力、弹性、音乐性等语言效果，否定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由于朦胧诗语言过于精致典雅，并且存在着巨大的象征性，尤其是这种象征性是经过文本语言符号的巧妙编码与转换后形成的，确切地说，诗人要把现象转化为观念，又把观念转化为意象，通过象征结构的整合后才形成语言的象征性。这无疑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延宕以及理解的障碍，这必然为具有平民意识的后朦胧诗所反叛和超越。口语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反叛和超越最有力的武器。
口语化被认为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汉语解放运动。“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思维而变得坚强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⑤可以说，口语化带来了诗歌的自然、轻松的语感。“周末我请向阳夫妇喝茶/傍晚时又一起喝了啤酒/他说，他们住在西门茶店子方向/那里环境很好/他特别提到了芭蕉/他说，到芭蕉树下喝茶/这就是向阳的邀请”。（何小竹《向阳的邀请》）。从这“简单的得不能再简单”的诗中我们感到了一种对诗歌和语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朴素简实、轻松洒脱，这是生命情绪的直接宣泄，取消了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后朦胧诗给语词注入新的感性，这种感性来自于语词的原生态，它激活了语言的新鲜丰富与轻松。这种语言不会减损诗的魅力，相反倒因他的通脱朴实使诗歌的生命感更加强烈，存在感愈加真实。
“后朦胧诗”的创新之路是兴奋的，也是寂寞的。他们以决绝的姿态叛逆传统，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探索属于自己的艺术，却要独自饮尽寂寥与孤独。撕毁朦胧的“假面”还原事物的本态，平民化的生命体验，挣脱桎梏的形式革命与语言狂欢为“后朦胧诗”迎来了无数的喝彩。然而进入90年代，后朦胧诗的某些“生存法则”又为“70后”、“80后”们的诗歌所抛弃，这也许就是先锋艺术的“宿命的轮回”吧！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学院中文系）
①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②于坚《从隐喻撤退》，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③陈旭光《“第三代诗”与后现代主义》，周伦佑编：《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附录）。
④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⑤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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