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后朦胧诗的实验性
作者：宋宝伟
一、 消解意象——事物的原生化展示
朦胧诗最为显著的诗艺特征是意象性。朦胧诗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意象化体系，借助感性的客观对应物、象征与暗示方式，表现瞬间的感觉、幻觉。瞬间的隐喻造就了朦胧诗独特的审美范式，在高度浓缩的时空结构中，用最凝练的笔墨勾勒出最鲜明的印象情绪，表现出情绪感觉内在流动的曲线。诗人运用对比、联想、并置、复现、错位等手法进行意象的组合，形成一种整体氛围，从而使读者在超越理性的本能直觉中体验诗的审美内涵。但到了“后朦胧诗”的时代，现代主义诗歌奉为圭臬的意象与象征艺术轰然坍塌。“后朦胧诗人”普遍意识到，朦胧诗追求的意象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字面意义的多能指结构，这就造成了意义的不确指，并且，刻意追求“现代”所形成的众多“私设意象”加深了读者阅读接受的难度。“在认为世界上只有事物而没有意义逻辑的朦胧诗后先锋诗人看来，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在内的那种以主观扩张方式介入世界的中国传统变形诗，既不能和客观表现对象完全吻合，又显得有些做作和矫情，并且在使事物澄明时也常因赋予事物以现在意义而遮蔽事物的丰富性和具体性”，①所以，揭竿而起的“后朦胧诗”率先颠覆朦胧诗的象喻系统，消解其诗歌语象背后的隐藏的深度意义，强调诗歌本体意识，以“反诗”的姿态决绝地传达出与朦胧诗的迥然有别。
“后朦胧诗”以“拒绝隐喻”来追求诗歌的“原生态”艺术魅力，“拒绝垂直性，拒绝价值，拒绝深度，拒绝获得深度的所谓‘直觉’、‘灵感’、‘激情’等等”。②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不做大范围的意象调度，或者进行剧烈的变形、分割、组合、拼贴，仅仅是依循着最为通俗的理解习惯。文化原型与深度曾是朦胧诗人孜孜以求的探寻目标，而“后朦胧诗”则普遍对此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尤其是“他们”派，刻意取消诗意构成中的文化底蕴，削去意义结构中的深度模式，杨炼的《大雁塔》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构成了鲜明对照。在杨炼笔下，大雁塔被赋予浓重的历史感与人文色彩，它是民族命运的象征，是民族苦难历史的见证者，“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面对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土地/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而韩东却全然不以为如此，他笔下的大雁塔就是一座平平常常的建筑物，没有什么更深层更崇高的文化内涵，更没有救世者一样非凡的人格力量：“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观赏大雁塔不再是那种神圣而深厚的历史追寻，而只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风景游玩。这种“反文化”的象征意义的拆解，意在破除对形象的历史性或真实性的过分迷信，追求对“日常感觉”的信赖。形象是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话语活动的产物，不确定性、相对性和多义性，是形象的最根本特征。如果过分强调它的历史性、文化性和意义，则是遮蔽了人们对事物真实性的理解。
朦胧诗的唯美主义追求和意象化的语言策略，曾引起了诗歌语言的重大转型，但也带来了语言的繁丽与冗赘。“琴声飘忽不定/捧在手中的雪花微微震颤/当阵阵迷雾退去/显出旋律般起伏的山峦”。（北岛《你好，百花山》）精英式的话语、繁复而神秘的意象几乎是“朦胧诗”的标准范例。当紧张的社会与文化空气渐次消除之后，意象化的语言就显得空洞、苍白与矫情，而呼吁“回到隐喻之前”的具有活力与流动的诗歌语言，就格外显得亲切、自然。“月亮/你在窗外/在空中/在所有的屋顶之上/今晚特别大/......但是你不飞/不掉下来/在空中/静静地 注视我/无论我干躺着/还是熟睡时/都是这样/你静静地注视我”。（韩东《明月降临》）诗歌在通过向日常生活开放而展示新的意义空间，消解前人加诸事物形象之上的沉重话语负载，让诗人或读者突破传统范式的束缚而亲身体验独特的审美创造。
二、 零度情感——生命意识的冷体验
伴随着诗歌主体意识的迁移，“朦胧诗”所建立起来的意象抒情方式也日渐衰微，曾经是优雅、冷峻、严肃而又孤独的抒情主体，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日益“普及的、短暂的、浮化的、批量生产的”大众化时代，自己那“美丽而忧伤”的假面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自我精英化、中心化的主体发觉自己既不能救世，也不能自救时，边缘化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结局。相比之下，“后朦胧诗”显得聪明许多，把自己看作世界及自身的“局外人”。“他们将主体逐出虚幻的中心，打破以人为中心的视点。如此，主观感性被消弥，主体意向性自身被悬搁，世界不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纯客观的表现物，没有一星半点情感、情思，也没有任何表现的热情。他们往往不惜将主体降格至物的地位而‘以物观物’，以情感的‘零度状态’ 和‘物的叙述’方式，冷静客观地叙述物的世界”。③这种“以物观物”的态度，带来诗歌文本的冷漠叙述，生命体验也在这近乎残酷的“纯客观”注视下弥散、断裂而无法承受之“轻”。
“崇高感坍塌后的凡人意识觉悟，是第三代主动卸下典雅华美的面具，裸露出心灵与生活的本真状态”。④平民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然流淌，彰显诗人宁静地面对、品味生命原生态的自信与淡泊。“他天天骑一辆旧‘来铃’/在烟囱冒烟的时候/来上班/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看到他就说/罗家生来了/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谁也不问他是谁/全厂都叫他罗家生”。（于坚《芸芸众生·罗家生》）对于“后朦胧”诗人来说，日常生活再不是他们需要像从前精英人物那样处处去“超越”的世俗樊篱，在体现日常生活中个体存在的卑微性的同时，更能体验生命的丰富、自然与流动。
生命的卑微性体验需要用达观的戏谑与反讽来超越，在自我解嘲中释放生命的苦闷情绪。“打从我们被夏天推开/被 昨天/被沙发和女朋友/拒之门外/秋天裸体着世界，额头一样/我们仍在外边遭受风霜/碰撞墙壁，走荆棘路”。（李亚伟《硬汉们》）自我放逐而又不失倔强的“腰上挂着诗篇的豪猪”们，以荒诞不经却惊世骇俗的“自画像”，验证着“诗是生命内涵体验和深刻内省”的主张。此外，孤寂、绝望的生命体验的诗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后朦胧诗”的“嬉皮士”的印象，严肃、凄清、悲哀中传达着对生命的珍视与惶惑。“吃晚饭把自己搬到床上/十分同情地凝视了一会儿雪白的绷带底下/那块缺了一点什么的身体”。（王小龙《外科病房》）平静的叙述也难以掩饰内心的同情与极度悲凉，这里没有历史现实的批判，也没有意义与价值的判断，纯粹是生命的一次自我检视。生命体验的最极端的层次就是体验死亡，不可预知的死亡远比生存更为凝重和富有力度。“一生把一具骷髅带在身上/这每个人可怕的秘密/随我们一起长大，水晶，本质或者金属/它终将跨出皮肤，独立行走”。（马永波《存在的深度》）不可避免的永恒叩问，诗性与哲思的契合，带来对生存的惊颤与理解。揭开生命本真的面目，以对死的理解、冥想，叩问命运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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