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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现实观
作者：乔焕江
其实与此同时，对于这个要求，即使作家们再不情愿也已由不得他们自己。排除市场挤压的因素，读者们的选择已经能够说明一切。况且，即使文学实践者们认为读者们是盲从于话语权的把持者(在当代这个把持者更多的是商业传媒)，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话语权(也就是文学领导权)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披荆斩棘的主动争取，就一定会旁落他家。
四
毫无疑问，当代文学必须重新获取介入现实的能力，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个介入甚至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当代文学不仅需要在题材选择上有明显的改观，需要出现一大批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同时，在“怎么写”的所谓形式问题上，也应该朝着罗兰•巴特所期待的那种革命性效果努力。个人经验依旧可以也可能成为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但无论对于传达个人经验还是呈现集体经验，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极为重要。
当然，怎么写和写什么也并非互相分离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缠绕在一起，并不能切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分立。艾柯倡导“开放的作品”，巴赫金要求小说的“对话性”，都不是形式主义那么简单。⑩同时，就文学创作经验而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经验也不是无迹可求，文学传统中依旧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资源。2005年7月初，王安忆在上海一个现代文学国际研讨班{11}的演讲中谈到她的一个发现，她通过对曾获诺贝尔奖的挪威小说《拓荒记》以及《鲁滨逊漂流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作品的阅读，发现这些作品在诠释人物和故事时有一个共同特点——作品主要人物的“生计”问题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而当代很多作家(甚至从刘索拉开始)在表现个人生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她认为，作家写个人生活所展示出来的情调，如果没能合理解决生计问题，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其实，这并不只是中国当代现实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叙事艺术的本源性要求。德国理论家奥尔巴赫在他著名的《摹仿论》中提到《奥德赛》中一个场面：奥德修斯远行归来，他的乳母女仆欧律克勒亚在给他洗脚时通过他腿上的一块伤疤认出客人正是自己的主人。而就在这个几乎是全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处，荷马采用了一种奇特的讲述方式。他中断了对事件发展的讲述，反而花了大量的诗行无微不至地讲述奥德修斯腿上这个伤疤的来由。奥尔巴赫认为，在荷马史诗中发生的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都不是被处理成悄然发生的，在各个事件的环节之间的联系被交代的十分清楚，任何地方都不会留下不明不白的表达，不会有疏漏和裂缝，不会有可以继续深究的地方。{12}这个阅读经验应该能给当代作家一个提醒，作家如果要讲述现实经验，就不能随随便便没有考究。而其实，笼罩现实的这个新的市场化的意识形态，正好有很多裂缝，这些裂缝恐怕正好就是具体事物经验及其吁求流溢出来的通道，也是文学展示自己文学性力量的契机。当代文学要介入现实，并形成对现实的“穿越”和淹没，因此也就并非一厢情愿的空谈。
对裂缝的发现同时也仰仗于作家(也包括一些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所处社会文化语境的自觉，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真正走出经典文论构造的文学空间，而把自己的创作实践置于当下的场域。这样，对文学消费、文学接受、商业文化、传媒等等问题的思考，进而对文化领导权的思考，才可能会被他们真正纳入文学实践当中。如此，当代文学面对现实才可能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不那么被动，做到游刃有余。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刊发了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J•希利斯•米勒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文章随即在众多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引起波澜，很快引起国内学者如童庆炳等人的激烈反响，童庆炳针锋相对地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对话》(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一期)为题提出相反的意见，为文学独特的价值也更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自足性努力作出辩护。200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研讨会上，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一度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似乎仍在继续。
几乎与“文学终结”论争同一时期，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探讨也成为批评界的热点。2001年第三期《上海文学》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李陀认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90年代成为文学的主流观念以后，实际上已经制约了作家、批评家以文学(文学研究)介入现实变革的能力，而90年代“个人化写作”被抬到了不恰当的位置，因而对“纯文学”观念的反省势在必行。此后，众多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晓明、蔡翔等曾经发起和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和“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也发表了相近的看法，强调文学应当敢于越界，走出自设的牢笼。这一话题一直到当下仍在进行当中。
与此同时，从不同途径进入并提出“文化研究”的诸多学者，也从不同立场对文学的“自足性”提出质疑。一些学者如周宪、陶东风看到，大众文化兴盛而纯文学没落的现象已经证明基于文学自律和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存在严重的问题，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大众传媒等文化语境的环节以及种族、性别等问题必须被纳入甚至可以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而王晓明、汪晖等学者则从文学对社会应担负的责任和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传统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或有成为“新意识形态”的共谋者，至少已经不能干预社会重大变革，实际上同样背离了现实和民众，文化研究则是突破传统文学研究域限的可能途径。
②《新时代的忍耐》耿占春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13页。
③关于“洞穴”的隐喻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向听众描述了一个地下洞穴，里面的囚徒被束缚着，在他们后面和头顶有烈火燃烧，在他们和烈火间的道路顶端竖有屏障，在屏障后面有劳作的人和动物。苏格拉底说道：“你们认为这些囚徒除了能看到火光在对面墙上投下的影子以外，还能看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伴吗?”转引自《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4•洞穴之外》[美]F•詹姆逊著，郭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42~243页。
④贺桂梅《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的简略考察》，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⑤《诗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81页。
⑥《艾略特文学论文集》[英]T•S•艾略特著，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74、76页。
⑦“穿越”这一概念是吴炫“否定主义”体系的关键词之一，这是一个区别于“超越”(高于现实)的概念。相关内涵见《否定主义美学(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作者的相关论文，如《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等。
⑧“霸权”这个概念的内涵可参看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北京：三联书店，2005)一书这一词条的解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既包括了传统的政治霸权(又称支配权)的含义，又没有“局限在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事务里”，而是试图描绘一种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意识形式的一般事实或常识中的支配权，同时，人们也可以通过创造另一种霸权(领导权)来实现社会变革。
⑨《悠游小说林》[意]安贝托•艾柯著，俞冰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139、149页。
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批判的产物。相关论述见《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巴赫金全集》2、5卷，[前苏联]巴赫金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2005年7月初，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暑期国际研讨班邀请，王安忆作了名为《当代小说处境》的报告。相关内容亦可见《忘却生计：王安忆访谈》(《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4期)。
{12}《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德]埃里希•奥尔巴赫著，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