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当代文学的“文学性”和现实观
作者：乔焕江
一
“文学与现实”成为一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当代文学实践与现实期待之间出现了偏差。毋庸置疑，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以后，经过二十余年强调自身独立传统的努力，很快就面临另一重尴尬的处境。这个尴尬处境最鲜明的表征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力和苍白。这么说虽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总体上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一方面在切入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上，无论相比现代文学还是相比世界文学都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即使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当代文学在形式也即“怎么写”的问题上潜心营造，虽然有很大长进，但也没能出现巴特所希望的那种革命性效果。耿占春曾经提到过当代文学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发现：虽然写重要事物的人会增长权力感，但写不重要事物的人也容易落入趣味性写作的俗套，在强调文学“介入”的萨特和强调“怎么写”的罗兰•巴特之间，并不是一个文学观念简单的线性发展。他满怀忧虑地表示，“谁能肯定纯粹的趣味不是在对邪恶装聋作哑呢?”②很大程度上，这种忧虑在当下已经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现实，也正是新世纪文学无法绕过的诸多问题之一。
不过倘若单纯从作家这一方面来看，尚不足以凸显当代文学疏离于现实这一问题的迫切程度。因为质疑文学创作与当代现实的疏离，很容易招致作家们的误解或者腹诽。一般来说，作家的状态通常是自在的。但这个自在的状态很容易使作家局限在某个相对封闭的时空。我们应该强调这是个相对封闭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面，作家个人可能并不觉得封闭，他觉得自己已经向这个时空打开，这其中当然也是有现实和经验的，甚至某些时代性的经验，他据此创作的文学作品似乎也就不能说与现实无所关联。然而，我们知道，时空的封闭与否，作品是否疏离于现实，不能简单地以其内含经验的多寡来判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个时空和作家对这个时空的判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评判是不是开放的或者有效的。贺桂梅曾借用F•詹姆逊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洞穴”比喻的援引③指出：“事实上也可以说，这种洞穴式的境遇也存在于80-90年代纯文学观念(也包括总体文学格局)中……”④这就是说，当代文学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盛行的纯文学观念，更可能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我镜像，他们对身处现实之外的洞穴中这一境遇不自觉，反而把自己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子误认为现实中的人群。
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直到当下，正是一个时空转换或者时空杂陈的时代。各种价值理念，死的和活的，“左的”和“右的”，真实的和欺骗的，有效的和无效的，等等，都会以各种面目出场。当然，它们在新的商品化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下，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由主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而是仿佛由个体自由选择。这样一来，人们(当然包括作家)就很容易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在价值多元时空中的自由选择。孰不知，这个所谓的多元时空已经内含着某种更为复杂也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只要作家一己的自在时空不能有效地构成对这一新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就具有了相对的封闭性。简单地说，作家的自在状态有时候其实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虽然当代作家发现事物的能力似乎远胜于前，然而这多数发现仍是局部和散在的，并不能对现实产生有力的批判作用，也就缺少介入现实的能力。
使得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得到凸显的因素更主要的来自作家群体之外。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期许，他们对现实中某些重大问题的关注和忧虑，使他们对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文学就会有相对迫切的要求。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仅仅来自知识分子对过去某个文学辉煌时代的幽灵式的缅怀，而更多地来自对现实文化处境和文学所担负使命的判断。另一方面是文学市场的反应。这个内含着文学接受的文学消费空间急剧萎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所谓“纯文学”作品销量和读者数量的迅速减少，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作品对现实介入能力的欠缺，而不能仅仅归罪于读者品位的庸俗化。也就是说，这个文学消费空间的萎缩绝不仅是由于市场挤压那么简单。正相反，作家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学作品只得向由商业主导的消费文化忍气吞声以求得苟活，而不能形成对市场挤压的有效回应，并因此而给读者以判断和思考现实的力量，甚至引导读者创造新的文化呢?
指责当下文学缺少介入现实的能力，对当代作家们似乎有欠公允。不过反过来，这也正是人们对作家和文学的期许。有期许在，就表明人们对当代文学表示失望的同时还依然葆有希望。同时，对当代文学创作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就应对现实的能力而言，一些作家悄悄发生的变化正表明这种能力的重现。比如王安忆近年的创作转向，贾平凹最近的《秦腔》，上个世纪90年代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直到最近出版的《兄弟》等作品，王蒙的新作《尴尬风流》以及一些年轻作家如陈应松等人的创作，当代诗歌写作中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动向，甚至90年代后期“个人化写作”中出现的某种可贵的忠实生活经验的现实精神，都是不可忽视的尝试介入现实的文学力量。只是与作家们在时代文化时空中所占据的话语权地位及其所应产生的影响相比，这力量还是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因为我们发现，即使这些可贵的努力也仍不时为“文学自足”的观念所牵制，不能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形成一种自觉有效地介入现实的理念。我们有必要提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承认介入现实是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但认为必须先完善“文学性”。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观念背后的隐忧，即担心倡导文学介入社会现实会走向相反的一面。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文学性”和介入现实之间，并没有先后之分。相反，固执大胆地将一段历史空间划出来留给文学实践以完成自足，这仍然没有逃脱詹姆逊所言的现代性“洞穴”。更何况，新意识形态的逼迫非但没有给文学留下这样的自足时空，而且正力图给文学构筑一个自圣的虚幻殿堂。
二
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处理一个看起来更像文学内部研究的问题，即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因为要想说服作家、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甚至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这个问题的处理就十分重要，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习见会成为他们为纯文学性辩护的一个理由。
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是经典文论中的经典问题。在文学不得不服从现实指令的时期，人们一般总是会强调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强调文学中的现实是遵循作家心灵和情感的逻辑或者故事逻辑(虚构法则)的现实。作家对生活经验和现实的拣选和编织，可以呈现出与生活现实不同的状态。这个说法本身自然没什么大问题，的确也是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在强调文学自足性或者说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这两种真实之间的区别往往更容易被人们奉为圭臬。这在特定的时期不仅无可厚非，因为彼时强调区别也正是一种争夺文化生存权和领导权的方式，所以应该充分肯定。但值得警惕的是，人们不能因为对区别的强调而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形成遮蔽。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话语体系的变革，强调文学虚构与现实的区别，越来越显示出遮蔽生活真实的负面效应，结果是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