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写得怎样：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缺失
作者：王卫平 支月竹
文学史不仅是叙述和阐释的，也应该给评价一席之地，缺少评价的文学史不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用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整体把握文学史，呈现给读者全面系统的价值体系，突出文学史 “文学”的地位，体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在文学史写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三
我们所强调的评价，并不是对作家作品作简单的评语，也不是对作家作品排座次，而是从文学艺术本体上对作家作品给予分析和评判，有理有据，对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客观公允的评定，避免评价的误解和偏颇。
要想写好一部文学史，能够恰如其分的评价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对文学史家的要求很高。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文学史都可以编文学史的。文学史家不仅要有广泛的阅读经验，而且要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高度的鉴赏能力。文学史家首先是读者，从读者的角度，感知文本，构建自己的阅读体验。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人生状态，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从不是特别指出的，这就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去体会。广泛的阅读使文学史家能够回到作品内部，面对鲜活的文学世界，感受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差异。在面对作品时，站在今天的高度去重新阅读，会获得新的阅读体验。有了广泛的阅读体验，文学史家可以以读者的身份介入作品，在评价作品时不会简单地受它的外部特征左右､或受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同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还要求文学史家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把阅读时对作品的感受､感知层面提升到理性的层面。评价作品时，抓住作品自身的艺术规律，挖掘作品的审美价值，用自己的审美经验评述作品，形成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有了这种评判，便可确立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要把“写得怎样”——关于作家作品的文学评价引入文学史的格局，虽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它在实际的撰写过程中也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但我们并非没有良好的基础与开端。事实上，一些较有水准､较有影响的文学史已经有了对作品“写得怎样”进行阐释和分析的例证。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时就作到了叙述､阐释､评价三者的较好结合。它指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大成就在于正确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关系，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固有的复杂性”。“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的主要弱点就在于把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一定程度上简单化､也规范化了”。“但《暴风骤雨》对生活的表现，也有独到的优点：全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真实生动的生活场景，富于农民情趣的幽默活泼的生活细节，而这一切都出之于单纯､明朗､简洁的语言形式。周立波既善于以饱满激情描写壮阔的群众场面(如斗争韩老六的场面)，又善于细致入微地描绘家庭日常生活场景”。“与《暴风骤雨》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比较缺乏这样具体可观的场面､细节，而较多单调缺乏色彩的叙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也各有特色。丁玲特别善于通过精细而富有历史深度与历史真实感的心理刻画，写出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复杂性。小说对地主钱文贵的塑造就很具有心理深度”。“相比起来，《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塑造得立体感不够。《暴风骤雨》的成功在于农民的塑造”。“这两部小说的文学语言也各有特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细腻､有时失之沉闷，却也不乏优美的篇章。《暴风骤雨》则明快､简净，富有地方特色，充满了农民所特有的幽默感，但有些地方方言口语的运用也失之冷僻”。④(P527—P531)像这样对“写得怎样”的分析是十分中肯的。它是建立在对作品的细读､对比从而建构起自己的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对作品内部的各个侧面展开分析的。但遗憾的是像这样的例证在该文学史中是不多见的。我们看到，更多的情形是对作家作品个性的把握与概括，这种把握与概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能够抓住要害和关键的，因而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甚至也令人折服。比如对鲁迅杂文思想､艺术特质的概述，对《故事新编》独特性的分析等等都是写的非常出色的。但美中不足是“写得怎样”缺席了，著者只在结尾处提到“《故事新编》的试验性也决定了其在艺术上的某种不成熟性”。⑤至于怎样的不成熟却没有具体论证了。再比如茅盾专章，他是公认的长篇小说巨匠，同时也是公认的在“写得怎样”方面参差不齐的，即使是最优秀的长篇也存在着效果欠佳的地方。但著者只在“茅盾的小说成就”的统摄下，泛论了茅盾的七个中长篇小说，至于每一个具体的作品“写得怎样”，效果如何，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哪一个写得好些，哪一个写得差些，却没有著者的评价了，因此给读者的感受也还是比较笼统。还有像沈从文专章，对他的众多的短篇小说也没有做“写得怎样”的分析。而对于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也只注意它的人性主题､怀旧情怀､牧歌情调等，而对于它的文本效果､阅读感受､叙事节奏却没有涉及。依笔者之见，《边城》在中篇小说的艺术上同样存在着局限。从它的故事构架和人物构成来说，它只是一个短篇的容量，或者说是短篇的拉长，既已写成中篇，其叙述节奏就过于缓慢，行文内容过于琐细，这无疑稀释了阅读快感。而根据它改编的电视剧《边城》由于没有有效地避免这一问题，使其视觉吸引力不强，收视率不高。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沈从文善于写短篇，而不善于写中长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写得怎样”——关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和叙述､阐释一样统一于文学史的格局之中，这样，文学史有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观，它对读者理解文本也许更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①刘纳《写的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J].文学评论，2005年(4)。
②谢冕《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③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5(4)。
④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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