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女性”、“解构”与“政治反讽”
作者：段吉方
毫无疑问，在女权主义置身的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中，但妇女如何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中找到她们的正义和真理呢?克拉莉莎的反抗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作为社会个体，以美德为武器来应对“真理”与“权力”之间的合力的压迫。克拉莉莎的被强暴证明她成功了，由于她坚持道德本位，洛夫莱斯对于她的坚持毫无办法(洛夫莱斯用麻醉药才能将强暴付诸实施)。乘人之危的胜利恰恰暴露出性别压迫上的失败。昏迷和失去知觉的克拉莉莎并没有体验到强暴，洛夫莱斯的强暴行为最终是落空了。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莉莎是胜利了。但是，克拉莉莎最终还是毁灭了，她的毁灭是因为她不知道“美德”一遇到权力就显得力不从心，“美德既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累赘，因为在一个掠夺成风的社会里，端庄的行为必然引来暴力”。{10}所以，克拉莉莎的反抗只能是作为“个体”的反抗，在那种压抑性社会意识形态语境中，权力与受害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性)联系在一起，强暴者与受害者的弱点惊人地一致，克拉莉莎虽然认识到了洛夫莱斯的坏本质，但是她很难摆脱他，如果她不和洛夫莱斯通信就摆脱不了另一种压迫(家庭､社会)，她只能采取现实的政治立场——慷慨赴死来争取作为“个体”的反抗的成功。
这正是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一方面，伊格尔顿赞赏克拉莉莎的反抗，认为她以一种“解构”的姿态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话语逻辑——资产阶级自认为掌握了权力就掌握了真理，在一种关系范畴中认为权力与真理具有某种反映性的对应关系，克拉莉莎的死肢解了话语和现实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忽略她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恰恰在克拉莉莎成功的地方显示出了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困境，那就是，克拉莉莎式的解构主义立场必须在对手划出的区域斗争，“克拉莉莎们”必须在一种能够令她毁灭的语境中进行反抗——她必须在洛夫莱斯帮助下撕裂那种道德观念才能到达爱情的彼岸，而这恰恰是毁灭她的原因，离开了这种语境她的反抗就失去了意义。而当代女权主义的政治研究恰恰对那个不利的意识形态语境视而不见，一味地在“解构主义”的逻辑上过分看重个体经验､过高强调差异､多元性的激进趋势，从而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妇女之外的任何人的痛苦都漠不关心，对这些痛苦如何从政治上解决也漠不关心。更有一些妇女解放理论，认为解放妇女很重要，但是却也认为妇女解放仅仅是一种妇女“个体”的事情，与社会其他阶级的解放都无关。伊格尔顿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解构”方式恰恰是当代女权主义面临的困境：说白了，女性解放关注的仅仅是作为女性的权利，而不是更多，而女权主义的斗争武器——多元､差异和性分离主义的“解构主义”学理基础并不是一种百试不爽的利器。
三
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在这里是借《克拉莉莎》的文本政治提出当代激进文化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文化政治研究如何正确对待解构主义的激进锋芒问题。
在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女权主义把斗争指向人类“女性化”的历史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种广泛的政治反应，它的理论勇气和雄心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来说，它的异军突起也并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它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理论强劲势头突入激进政治版图，并进而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大显身手，除了它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理论资源之外，它对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那个“异类思潮”——“解构主义”的“借力”也是理论家们一致承认的。伊格尔顿也正是在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之间来探讨当代激进文化政治问题的。
伊格尔顿认为，解构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并没有恪守它的信念，而是走向了“解构的政治”。德里达和他的信徒坚信：现实是由我们的叙述“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叙述来“反映”的，所以意义､真理､知识､现实这些传统的概念与语言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联系”，被“表现”的真理､意义只是词或表现符号的一种暂时的产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意义､意思､真理､知识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在“叙述”本身。伊格尔顿认为，德里达以这种“怀疑论”的思路企图破坏一种特定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实践。当代女权主义也正是从这里继承了较多的思想能量。但是，伊格尔顿指出，德里达对那种意义与语言之间的“表现”关系的肢解是服从于另一种“总体结构”､“总体性”，他说，德里达“并不寻求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思､特征，以及历史连续性这些东西存在；相反，他寻求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更深刻的历史的结果——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结果”。{11}这种态度的最大的弊端在于它过分强调符号的力量，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面对作为某种极权形式的“总体结构”，其实是以一种“总体性”的前提从事对“总体结构”的具体“分解过程”。而女权主义秉承的恰恰是解构主义的这种“差异”精神，在一种对“差异”过高期望的层面上从事作为女性个体的解放事业。为此，伊格尔顿提醒我们：“妇女运动的要旨不仅仅是妇女应该得到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它是对所有这种权利和地位的怀疑。”{12}女权主义的解放之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克拉莉莎式的“个人”姿态，而应该真正深入决定了女性受压迫的意识形态逻辑之中。在这个问题上，解构主义的“分解”立场并不能触及到关于女性解放的根本问题。而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仍然是“总体结构”､“总体性”以及它们与“极权”的联系。解构主义斩断了它们之间的连接链条，但是权力仍然无处不在，“解构主义”没有进一步追问和讨伐那种权力的根本来源。
无论性别问题，还是种族问题，激进政治仍然是一种对抗政治。对抗政治对统治制度怨声载道，这不仅是因为统治制度在社会､种族､性别等问题上压迫着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逼迫我们在一种噩梦般的记忆中对我们的身份的历史刻骨铭心；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又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政治的缺陷是过分夸大了作为政治的文化的作用，将文化提升到了政治之上，在这其中“文化”所作的就是“从我们宗派主义的政治自我中蒸馏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从理性中赎回精神，从永恒中获取暂时性，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13}其结果是走向了同一性政治，而“同一性政治的悖论是：一个人需要一种身份才能自由地摆脱这种身份。” {14}而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激进政治”却成了一个“反讽性”的事实，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对抗政治都必须要在敌人划定的区域内斗争，因为它知道自己不可避免地寄生于对手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对立面占着上风。而“解构”的姿态并没有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做出令人兴奋的举动，“解构主义”以“再现叙述”取代“意义表现”的语言策略只是解决了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的手段问题，这就好比我们面对一个带枪的威胁我们生命的敌人，如果我们只缴了他的枪械而并没有真正战胜他，这其实并不是大功告成。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激进政治研究都难以摆脱“反讽”的形式。其实，在女权主义这样的激进政治研究中，伊格尔顿并不反对解构的方法，只是对“解构”的姿态造成的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激进政治研究探索一种更现实的解决途径。伊格尔顿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德里达的“历史问题”：德里达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因为德里达虽然立志肢解“总体结构”，但他并不反“确定性”和“总体结构”。如何解构?解构之后如何确立意义?这是伊格尔顿所关心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伊格尔顿就没有对德里达留下好印象，而更多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激进政治研究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为激进政治超越这种“反讽”的形式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在思想层面上是一致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关于如何从同一性王国走向差异性王国的学说”，{15}它既重视解构､差异的历史性，同时又重视差异的现实性，所以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思想资源；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又不像解构主义那样片面地强调“差异”，而更重视实践立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激进政治提供话语支持，从而为激进政治提供现实斗争的武器。伊格尔顿还指出，这种武器绝不是“阶级决定论”的粗暴应用。在《保卫自由世界》中，伊格尔顿诚恳地批评道，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件套”其实包含着严重的哲学范畴错误和政治错误，虽然在“压迫”的逻辑上，激进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在现实领域，马克思主义为激进政治提供的更多地是一种话语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