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轮回”叙述中的历史“魅影”
作者：刘 伟
文本中的动物无一不具有神异的禀赋，他们在历史中上演着一幕幕动人心魄的传奇。西门驴勇斗恶狼、西门牛杀身成仁、西门猪舍命救儿童……，类似的具有魔幻色彩的情节在文本中比比皆是，难道莫言仅仅是承续蒲松龄的传统，为人们讲述神异的故事?显然不是这样。“志异”在小说中毋宁说是一种叙述策略，因为只有让轮回动物神异化才能使它们进入更多的时空，完成对历史的观看。
在引文②中，我们看到莫言有意调“高”了视点，让“猪十六”爬到了树上，这正是叙述对视觉主体提出的要求，很显然，如果“猪十六”不能上树，叙述也就无从展开。在小说的第四部，“狗小四”灵敏的嗅觉更成了牵动叙述的动力，正是它依凭自己的嗅觉把主人黄合作领到了庞春苗的面前，使情节渐次展开。由此我们看到，“志异”作为一种叙述策略使动物观看历史成为可能。它赋予动物以开阔的视野，超验的感知，让一道道神异的目光照穿历史的幽暗，从而开拓出一条叙述历史的新鲜路径。
《生死疲劳》的历史是人与土地的历史，是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现代性变动，而动物无疑是表达这一变动的关键词。因此，莫言对轮回动物作了精心的选择，并为它们排定了出场顺序，这里面事实上包含着莫言的叙述策略。驴和牛作为农耕的重要工具，最适宜表达人与土地之间的亲近。蓝脸和西门驴、西门牛之间深厚的感情表现得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水乳交融。而猪作为最寻常的家畜，用来表现大跃进时的历史风貌更是最适合不过了。狗和猴的选择，更为有趣。莫言借助这种动物的更易暗渡陈仓，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小说叙述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因为和前几种动物相比，狗和猴显然已经宠物化、娱乐化，但它们离城市却更近了，它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进入城市的街道或广场，担当起叙述城市的重任。
二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志异”事实上是莫言“志史”的一种叙述策略，它在制造文本奇观的同时，也使历史获得了“陌生化”的表达。但在小说中，这种策略已经“文本化”了。由于对轮回动物本身的叙述，额外产生了一个关于动物的叙事层。这就使文本出现了两个层次。一层是动物的故事和传奇，一层是关于人的历史。莫言如何使这两个层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文本的内在统一呢?他多年的写作实践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隐喻、反讽、复调、狂欢等等五花八门的现代小说技巧在文本中上演了一次技术的“狂欢”。
隐喻是现代主义小说采用的比较普遍的一种方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在表层之下都隐藏着一个深层结构，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隐喻，而《生死疲劳》不同的是，它的隐喻并非整体性的，而是将动物的叙事层隐喻化，从而建立起了两个层次之间的深度关联。
起初，我试图在沙洲上推行一夫一妻制，我原想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改革会引起一片欢呼，但没想到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但母猪们反对，连那些分明占便宜的公猪，竟然也嘟嘟哝哝地表示不满。⑤
这是“猪十六追月成王”后描述的它理想中的沙洲秩序和伦理，不难看出，这里面有一种乌托邦的冲动，和人间社会的情景有着不言自明的关联。另外，“刁小三”、“猪十六”、“破耳朵”之间的争斗，也更像是对人间社会的某种隐喻。虽然它们之间的争斗原因较为原始，只是为了占有更多的母猪，为了坐上猪王的宝座，但这又何尝不是人间社会的情形?正如小说的封页上所写“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历史在莫言的笔下俨然是一阕权利与欲望的变奏。
在阅读“狗小四”的故事时，人们也许会忍俊不禁，惊异于连狗也“人模狗样”地开起了“月光party”，然而这种荒诞的场景里面却寄寓了作者对90年代某些社会风尚的深刻反讽。我们不妨看一看下面的叙述。
我对着基座前那一片灼灼的狗眼，闪光的狗毛，高声说：“各位兄弟姐妹，我宣布，第十八次圆月大会现在开幕!”……
接下来，我说，请各位唱歌，跳舞，交谈，喝酒，吃点心，庆祝狗三姐的三个宝宝满月之喜。……
我冷冷地对三姐说：“听说它们都被卖了?”
三姐得意地说：“可不是嘛，我刚生出它们，来买的就挤破了门。最后，俺家女掌柜的把它们卖给了驴镇的柯书记、工商局的胡局长、卫生局的涂局长，每只八万呢。”
“不是十万吗?”
“送来十万，但俺家掌柜的给他们退回去两万。俺家掌柜的，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妈的，”我说，“这哪里是卖狗?分明是——”⑥
分明是什么呢?作者未说，读者也同样可以意会。人们不免会再一次想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蒲松龄。群狗在月光下开怀畅饮，人的影子却在大地上浮动起来，这分明是一个人的假面舞会，狗的面具后面隐藏的是业已失范的人心。莫言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文本的两个层次贯通起来，他要让人们知道，动物不过是人的假面。
巴赫金认为狂欢化的小说“能利用说话人的各种身份、说话的各种方式、各种语调，利用诸如小丑、傻瓜、骗子等世界性形象的形式——体裁面具，充分发挥小说体裁独特的叙述功能”。⑦《生死疲劳》虽然没有选用小丑、傻瓜、骗子这些世界性的形象来实现狂欢化的叙述，却凭借一种中国化的轮回想象创造了新的体裁面具，那就是轮回中的动物。这就使文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秩序，利用狂欢化特有的反讽特性使“生与死、爱与恨、智与愚、官与民、文明与戏谑、禁忌与自由”⑧等等相互对立、相互消解的因素在文本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小说的这种狂欢化特点还表现在汪洋恣肆、“汁液横流”的语言上。莫言仿佛已经习惯于利用这种自由无羁的狂欢化语言与人们的审美展开“肉搏”。在《生死疲劳》中，我们发现，他的叙述真是“不避俗字俗语”，丝毫不怕用语承担轻浮的嫌疑。
会长哎，你三点斜线跳墙的动作，好好精彩好好惊险啊!偶(我)家男女主人连看了十几遍，一边看一边鼓掌…… ⑨
这种当下最流行的网络语言莫言也不避讳，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绝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种用法本身很容易引发我们关于文学语言的讨论。究竟我们的叙述能不能向最通俗甚至向不规范的语言敞开?这是留给当代文学的一个问题。然而莫言是没有顾忌的，他让语言解开镣铐，在他的文本中尽情狂欢，以至于各路“诸侯”纷纷登场，制造了语言的盛宴。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狂欢化的语言帮助莫言实现了他的叙述意图，使各种叙述技巧找到了语言的支撑，使庄与谐、怪诞与现实在语言中获得了内在的连接，使故事与话语互相缠绕与交融。
另外，与狂欢化相关，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两个文本层次之间还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复调关系。这一点单从章回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场会高官发宏论，杏树梢奇猪炫异能”、“猪十六大战刁小三，草帽歌伴奏忠字舞”，一面是庄重、严肃，一面是谐谑、欢腾，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呆板、庄严，让叙述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