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轮回”叙述中的历史“魅影”
作者：刘 伟
三
意识形态的独白式叙述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当代小说的叙事法则，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拥有一个单一的权威叙述者，由他来讲述某种合目的论的历史。这种情况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后得到了改观。莫言正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员闯将。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再到《檀香刑》、《四十一炮》，他向人们展示了自己丰沛的想象力和出色的叙事天赋，“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也在他的笔下日趋饱满丰盈。然而，我们却看不出他有任何“疲劳”的迹象，他仿佛具有书写历史的永不枯竭的激情，《生死疲劳》一出手，又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叙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鲜的历史观，从1950年到2005年这一时段的历史也已经得到了非常丰富的文学表现。那么莫言为什么还要这么倔强的冲向历史呢?如果写作的过程只是一次重复，对于莫言这样已经确立了自己声誉的作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莫言的目的在于叙述，他希望在叙述上有所作为，他希望再一次向“叙述的极限”发起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影响的焦虑”，是经典意识在作怪，莫言显然希望留下自己的文学史标记，希望找到一种独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所以，当蕴积起来的写作经验向他发出召唤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次叙述“杂耍”，用43天的时间作了一次叙述的飞翔。因此我们可以在《生死疲劳》中看到莫言几乎所有的叙述技巧。
早在《红高粱》中，莫言就解构了那种“红色逻格斯”统治的叙述，他的解构是从叙述策略上入手的，《红高粱》利用的是一种奇特的人称(“我爷爷”“我奶奶”)，在近年的创作中，他则开始通过设置多个叙述人来解构固有的言说范式，使文本容纳多元的历史声音。《檀香刑》即是将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等不同言说主体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制造了一种“声音的诗学”。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同样注意呈现出声音的丰富性，他设置了三个叙述者，由他们共同来完成对历史的讲述。
小说显在的两个叙述者是大头蓝千岁和蓝解放，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小说的文本主体。他们对话的动机无从考察，更像是一次追忆往事的树荫下的闲谈。因此对话变成了小说的结构，同时也作为一个叙述动作直接导致了文本的产生。
到了蓝千岁五周岁生日那天，他把我的朋友(蓝解放)叫到面前，摆开一副朗读长篇小说的架势，对我的朋友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 ⑩
在小说的结尾，莫言把自己的叙述策略暴露了出来，他清晰无疑地告诉人们，小说产生于蓝千岁和蓝解放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颇具戏剧意味，两个叙述者就像两个演员一样置身于舞台之上，他们若无其事的讲述让台下的听众一饱耳福。另外，这种对话也使小说具备了天然的复调特征。
小说的另外一个叙述者是“莫言”。当他第一次在文本中现身时，研究者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元小说。元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在叙述时主动暴露自己的叙述策略，揭穿小说的虚构本质，向读者标明文本的虚构性。我相信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并不是在与读者玩这种已经陈旧的叙事游戏，他是希望利用这种插科打诨来缝合叙事的裂隙，在动物的目光无法触及的地方，在轮回经验无法到达的地方，莫言采用这种方式来加以补充，进而丰富叙述的肌理。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到：“《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我认为，“莫言”在《生死疲劳》中的作用便可以用“添丝补锦，移针匀绣”来形容。
三个叙述者的联袂讲述对叙事的节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一旦掌握不好，便会造成文本秩序的混乱。我们看到，飞快的写作速度并没有使小说内在韵律受到影响，相反，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音乐性。小说的前三部是由蓝千岁、蓝解放交叉讲述的，他们以“部”为单位交换着话语权，不慌不忙、不争不抢，而第四部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他们交换话语的节奏非常均匀，频率渐渐加快，开始以章节为单位，后来在章节内部也开始轮流讲述。这种匀称和变化不禁给人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受，所以我们说《生死疲劳》是一部颇具音乐性的小说。
四
“鬼魅流窜于人间，提醒我们历史的裂变与创伤，总是未有尽时。跨越肉身及时空的界限，消逝的记忆及破毁的人间关系去而复返，正有如鬼魅的幽幽归来。鬼在死与生、真实与虚幻、‘不可思议’与‘信而有征’的知识边缘上，留下暧昧痕迹”。这是王德威关于鬼魅叙述的精彩分析。在《生死疲劳》中，重重魅影，幽幽归来，然而它们的复返却是以变异和吊诡的方式来完成的。历史的强行注入使地主西门闹化为 “鬼魅”，他虽然因此得以跨越肉身及时空和家人“重续前缘”，关系却已经遭到改写和变异。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突变为人与其役使的动物的关系，昔日的长工也摇身变成自己妻子今日的丈夫，这种异变为小说提供了充足的叙述动力，它所导致的西门闹的愤怒成为纵横在文本中的一股乖戾之气。西门闹显然无法接受这种异变，面对这种被历史强行改写的人间关系，他满腔愤怒，在每一次转世前都对阎王表示不满与抗议，然而轮回的历史终于耗尽了他的怒气，在目睹了几十年的人世变化以后，他恳切地对阎王说道“我已经没有仇恨了，大王”。这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怒气的产生及其消失。这一过程事实上被作者视为历史的断裂与赓续的过程，是历史将西门闹判为“鬼魅”，同样也是历史使西门闹怒气平息。当金龙的姓氏由“蓝”再一次变回“西门”时，一段历史便“复活”了，一切愤怒与恩怨不过是历史吊诡的果实。这也正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在逻辑，蓝脸和洪泰岳的命运也是这一逻辑在文本中的伸延。
蓝脸具备一种坚硬的品质，他无法被时代消化掉，他一生都和自己的土地守在一起，即使是在大搞合作社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单干。在50年代至70年代，他无疑是一个 “异端”，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单干”获得了合法性，蓝脸反倒成了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起源。这仿佛也是莫言企图表达的一种价值观，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土地却可以永恒。因此他笔下的蓝脸才会不顾历史的横冲直撞，守住土地不放。洪泰岳却恰恰相反，在历史中成了“失路英雄”，他以乌托邦信仰改造现实的正当性，在八、九十年代已经不能得到承认。“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使他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坚定的乌托邦信仰和昔日革命者的历史优越感再也无法找到可以对接的现实，因此作者让他以非正常的方式(自爆，与金龙同归于尽)死去，而且在死的时候还唱着国际歌。应该说，他同样是坚硬的，像蓝脸无法被历史消化掉一样，他也无法与新的历史相融。因此他的这种坚硬也就只能被作者爆破掉。另外，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弄潮儿”金龙的同归于尽是否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呢?然而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在“鬼魅”之眼中发生，莫言通过这些“灵媒”，将波诡云谲的历史尽收篮中，然后“借鬼说话”，一气呵成。
透过这一幅鬼魅横生的颇为吊诡的历史图景，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纵横历史的气度和聪明的小说修辞。我们也可以隐约体会到他强大的小说修辞构筑起的是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掩体，在这一掩体内，他表达了自己对历史或现实的批判与不满，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历史观。其实，对于莫言这样的作家，人们所期待的，当然是他能在聪明的文本策略和强大的精神能量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吴晓东先生给小说下过这样的定义：“小说可以理解为以叙事的方式对小说各种元素的缝合，对小说之外的破碎的世界的缝合，小说是以文字和书卷的排列组合方式制造的一种内在时空的幻觉”。《生死疲劳》印证了这样的定义，它借助“轮回”的视角将历史照进文本，借助那些在大地上浮动的“魅影”展示出一个存在的时空，从而使破碎的世界在独特的叙述话语中得到缝合。它所留给人们的叙事经验将让人们久久难忘。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5页。
②③④⑤⑥⑨⑩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第45页，第23页，第325页，第414页，第399页，第540页，第512页。
⑦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2版，第490页。
⑧参见张首映《西方20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349页的相关论述。
{11}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第149页。
{12}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352页。
{14}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