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恶搞”的符号政治学阐述

作者：刘　晗

　　因此,如果我们要能读出这种文本的“恶搞”风格,我们有必要而且必须同时清楚表层符号的每一个符号碎片在底层文本中的具体意义,以及底层文本的原初固定意义是如何被撕裂,以何种方式被植入表层文本中,并在语境压力下产生了一种怎样的不同的意义指向｡如果不同时明白这两个层次的文本的意义间的关系,我们只本着表层符号的能指链接来理解,仅仅将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意义体系来理解,那么,我们只能够感受到这个文本的破碎感和非连续性,根本不能感受到“恶搞”的风格和效果的存在｡因为,恶搞“它是一种‘寄生文化’,往往通过‘引用’一些流行或经典文本来生产笑声｡如果那些流行文本不再流行或者观众对某些经典文本一无所知,笑声也就会自动消失｡”⑨因此,只有理解“恶搞”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图底关系,“恶搞”的效果才可能产生｡从符号政治学的角度看,“恶搞”对符号的本质主义意义观是嗤之以鼻的,它更相信符号的意义和艺术效果来源于语境｡所以,制造新的语境和符号链接,打破原来的能指与所指的捆绑,挑战经典和惯例,制造新的意义,就是一种对文化霸权和文化积淀的政治突围｡
　　
　　三､ 狂欢:对秩序诉求的颠覆
　　
　　“恶搞”在精神维度上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状态的回忆和怀念,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中森严的秩序感以及无处不在的压抑感的颠覆｡人类将自身的不受拘束的自由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和价值信仰｡但这种文化理想与价值信仰随着人类的社会化程度的愈来愈高而消失殆尽｡人进入到一个社会就必然受到相应文化的严格规训｡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都会制定一系列的话语规则决定生活其中的人用什么方式来思考､怎样来审视自身､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并以何种方式､手段和态度来与他人开展交流与沟通｡这些话语又常常以知识､真理的名义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辩护,与此同时又成为裁定生活其中的个体行为与思想是否合法的准绳｡这些话语规则成为人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因此人一来到世界,就必然会被抛入到某中“知识型”中｡人的自由存在在这里仅仅成了一种虚假承诺和自我欺骗｡在各种具体的“知识型”里,那些“先验的规则”具体化为各种等级秩序制度和关于尊卑､好坏､正义､公平､合法等伦理价值观念,让人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等级化､秩序化､权力化的文化空间中展开｡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生存状态的失去,在今天,对它的回忆和怀念才显得弥足珍贵｡基于此,“恶搞”的符号政治学指向就是要创造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的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他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他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种世界和第二种生活”｡“恶搞”可以说是普通人生活中的狂欢节｡它不同于官方的节日,因为“官方的节日,实际上,只是向后看,看过去,并以这个过去使现有制度神圣化｡官方节日有时甚至违背节日的观念,肯定整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即现有的等级､现有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价值､规范､禁令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10}“恶搞”却相反,它对现行的等级制度是去神圣化的｡人在这种文化空间里本真地活着,卸掉了在日常生活中的众多面具,同时摧毁一切加之自身使自己不能自由地生存的枷锁｡“恶搞” 嘲笑理性社会中的种种繁文缛节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它对官方文化进行戏仿,嘲笑官方文化的形式主义､不苟言笑､一本正经｡
　　一般而言,对官方文化的调侃和戏谑,恶搞者常常从形式戏仿上来进行｡诸如领导讲话,首先往往是字正腔圆､面面俱到,而且把领导讲话的架势和模样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与此同时“恶搞”又“突出被戏仿者的弱点,具有很强的颠覆性……通过戏仿,作者旨在嘲笑被戏仿对象,使其夸张变形,滑稽可笑,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11}其次,“恶搞”将过去官方文化所认定的那种森严的等级秩序进行颠覆,使过去的那种“合法”的二元对立关系发生倾斜｡往往恶搞者在精神气质上更趋于狂欢化,在“恶搞”文本中“把衣服翻过来穿,把裤子套在头上,将象征着特权的制度颠倒”这是常有的,而且“这不仅仅在阶级和等级地位方面,而且是在男女､父子之间”的身份上也总是如此｡{12}再次,“恶搞”文本在话语的形式上是符合官方文化的秩序感和等级性要求的,但在具体的话语内容里却极尽插科打诨､调侃逗乐之能事,置换了官方文化内容的严肃性｡也就是说,“恶搞”文本在形式上保留了官方文化的特征,但在内容上却将其进行了全部置换,充满了诙谐性｡“恶搞”用一种特定的去原初语境化的方式抽空了其规范性､程式性和形式感所能产生的意义传达,相反却获得一种诙谐的喜剧､调侃效果｡在“恶搞”的文化空间里“人们之间不平等的任何距离,都不存在;起作用的倒是狂欢式的一种特殊的范畴,即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13}
　　因此,“恶搞”在精神向度上与民间的狂欢节具有同构性,它表现出对于正统､权威和秩序感的消解,从自己创造出来的“第二生活”中对自由平等等人类的一些普世的基本价值理念进行呼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恶搞”当作狂欢节来理解,将“恶搞”当作我们人类第二生活来理解,将“恶搞”当成获得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的一种有效方式来理解｡就此而言,“恶搞”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理性焦虑､秩序感压抑和面具式生活的有效的缓冲剂和消毒液,我们以为,这也是其之所以存在的合法性和广为人喜的理由｡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①徐福坤《新词语“恶搞”》[J]《语文建设》,2006,第8页｡
　　②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trans.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
　　③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④[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4页｡
　　⑤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M],大连:辽宁师范人学出版社,2002｡
　　⑥[英]恩内斯特·拉克劳《话语》[A],吴冠军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第5辑 )[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⑦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Toril moi e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⑧Julia Kristeva，“The Bounded Text”,in 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Leons Roudiez e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⑨王晓渔《“恶搞文化”的症候分析》[J],《南方文坛》, 2006,第3期｡
　　{10}[苏]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张龙海《拼贴·零散叙事·戏仿·互文性》[J],《当代外国文学》,2006，第3期｡
　　{12}[澳]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吴松江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3}[苏]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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