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恶搞”的符号政治学阐述
作者：刘 晗
一､ 方言:对差异意识的唤醒
“恶搞”是一种通过制造文字､音频､视频符号来实现独特旨意的话语行为,是一种独特的符号实践｡“恶搞”这种符号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说与当前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发达的数码技术水平密切相关｡从符号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恶搞”可以说是对当下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质化运动的抵抗｡虽然人类的同质化运动古已有之,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如此突出和剧烈｡目前正在进行的跨越民族､国家和信仰边界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性和全球化运动是同质化运动的高级阶段｡这种运动的结果将是取消差异性､多元性,谋求规范性､同一性和秩序感｡同质性运动发展到极端,这个世界将只会剩下一种语调､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一种价值､一种文化｡世界价值体系将从多元走向一元｡
作为符号实践的“恶搞”认识到同质化的根基是建立在语言的规范化和统一性使用上｡因此,要确保差异性､多样性,首先必须保证语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基于此,“恶搞”在反对同质化和谋求差异性时的一种重要策略就是大量使用方言俚语｡胡戈的《鸟笼山剿匪记》中世界警察总司令乔不士操一口地道的长沙话,卓别林的系列无声电影被配上了四川方言,而“恶搞”黄健翔2006年世界杯中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对决的解说时,互联网上各种方言版本更是好几十种,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恶搞”使用方言俚语主要是针对同质化得以可能的共同语的｡根据前苏联美学家巴赫金的研究,教会和官方文化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共同语的建立｡共同语是建立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基础,是一个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这种共同语在语音､语法､语义甚至表达技巧上要求一致性､规范性和明晰性｡与此同时,教会和官方文化通过相应的制度手段,如学校教育､各种职业岗位的选拔､工作基本能力的培训等,来实现这种共同语的建立｡教会和官方文化的最后结果将导致语言表达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也就是说,这种教会和官方文化的确立,将导致语言表述差异性的消失,走向语言表述的同质性｡最终使一种统一的文化价值共同体得以形成｡
与官方文化相对应的是大众文化抑或民间文化,巴赫金认为“两种文化——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界线是沿着拉丁语与方言的界线展开的｡方言侵入了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并且排斥了拉丁语｡方言带来了新的思想形式和新的价值观｡这是生活的话语,是物质劳动和辛苦的语言,是‘低级’的和大部分幽默可笑的语言｡这是公众广场上的自由的语言｡在另一方面,拉丁语是中世纪官方世界的媒介｡它对于大众文化的反映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且是扭曲的｡”②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抑或民间文化是建立在方言俚语的基础上,相对于教会文化和官方文化在语言上的严肃性､典雅性､一致性､确定性､封闭性来说,大众文化抑或民间文化是一种要求差异性的文化,在表达上存在随意性､灵活性,变动不居性,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从巴赫金的意义上看,“恶搞”属于大众文化抑或民间文化范畴,是大众文化抑或民间文化的当代形式｡“恶搞”以方言为手段,凸显方言的符号政治学功能,在文字､音频及视频配音中用方言独特的语调､语法､语速､词汇,甚至将之压缩､扭曲､变形来对抗共同语的规范性､统一性､程式性和正襟危坐性,通过方言唤起受众的差异性意识和语言民主意识,以抵抗依靠政治意识形态而成为强势话语的共同语的同质化运动,确保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
二､ 拼贴:对原创幻觉的消解
原创是人本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认为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艺术是人的表征｡原创概念的合法性来自这样一种理念:人能够操纵语言和符号,人是个体的､差异性的存在｡所以,个体的人将个体的东西表达出来就成了原创｡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发现,这种观念是虚幻的｡人并不能说“语言”,而是被“语言”所说｡人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这种语言的结构中,任意摆弄各种符号,变动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从而使之产生新的意义｡就如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roaddus Watson)所说,“我们怎样得出文学上的新创作,例如一首诗歌或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呢?答案是我们操弄一些单词,把它们移来移去,直到碰巧成篇,新创作于是出现了”｡③
“恶搞”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秉承了这些理念,“恶搞”对人本主义的原创失去了信心,只相信拼贴,退一步讲,即便有原创,这种原创也仅仅是一种拼贴式的原创｡“恶搞”主要采取各种经典的或者已经在公众接受视野中产生了固定的意义阐释的符号体系为材料,将之撕裂,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单个符号,然后将它们进行随心所欲的拼贴,形成一种新的符号链接｡这种拼贴（pastiche） 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环节,它否认整体性､条理性和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沌而沾沾自喜”｡④如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巴塞尔姆所说,“拼贴的要点是在于不相似的事物被粘在一起,在最佳状态下,创造出一个现实｡这一新现实在其最佳状态下可能是或者暗示对它源于其中另一现实的评论,或者,还不只这些”｡⑤“恶搞”将这种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能指,纳入一种新的语境里,强行将其与原来的所指撕裂,用强大的语境力量,赋予能指以新的所指｡在“恶搞”者的眼中,对于符号意义的确立就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因为“在社会中充斥着各种‘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政治性的竞争可能被视为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把那些能指部分性地固定到诸种特殊的符号指向的构造(siginifying configuration)的各种努力中……能指与所指的部分性固定,就是这些作品中所说的‘领导权’”｡⑥
“恶搞”将所有的文本符号拼贴到一起,在表层文本的意义系统中,所有的符号都被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实现时间的空间化,在一个共时性的文本空间里重新缔结成为一种新型的语境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意义和价值指向,并同原初意义形成反讽关系｡由于“恶搞”文本频繁地使用已经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固化了的符号能指,因此,当我们进入“恶搞”文本的意义陈述,对这种拼贴文本进行解读时,接受者往往会强烈地感受到,每一个符号能指的原初的意义指向都会时不时地蹦出来,影响我们对于这一文本的理解｡也就是说,“恶搞”文本是我们进行理解和意义阐释的表层文本,而那些符号被剥离前所缔结的文本成为我们理解“恶搞”的底层文本｡而且,这种底层文本强烈地干预着读者对表层文本的理解和意义阐释｡因此,“恶搞”的表层文本与底层文本构成一种强烈的互文性关系,而且,这些“词语(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词语(文本)来｡”⑦此外,这些“文本是众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定的互文性:在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陈述文的相互交汇与中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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