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异域艺术接受论
作者：杨健平
有必要明确的是,趋异效应并不等于抵御效应｡抵御效应体现出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审美活动,因为主体将许多重要审美信息都排斥掉了,并未获得什么审美感受;而证异效应则不同,主体不仅将这些信息接受过来,而且进行了积极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评价,只不过最后获得的是一种否定性审美效应｡
证己效应
所谓证己审美效应,指的是审美主体在接受异域作品时,误以为异质文化审美信息所表达的是本民族的情思,据此,便将其引为“同调”,产生了一种“先得我心”的审美心理反应,并陶醉其中,从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和心理满足｡而事实上,作品表达的内容与接受者所理解的内容却往往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说它实际上是一种“证己之同”,是接受者对作品的一厢情愿的认同情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一效应形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在本民族接受者中被认同和肯定的作品,在其他民族中也引起了认同和肯定｡从表面上看,这一效应很像共鸣效应,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共鸣效应指的是不同民族接受者从同一作品中所获得的共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也表现为主体与作品､作者所达到的一种契合,它是情感共振,美感同一;而证己效应所表现的则是证一己之同,一厢情愿,它虽然也是对异域作品的一种肯定,但其感受与其他民族并非是一致的｡在接受异域作品中,只要主体从对象表面上发现了与本民族艺术情调的相似点,就常常会硬性将其附会到本民族审美范型中来,并视之为知音,从中发现和肯定自我｡
例如,斯彭斯可以在拙劣的英语本《牡丹亭》中发现莎士比亚的声音,中国人则能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看到《牡丹亭》的影子;而李商隐的诗之所以被一些西方现代读者欣赏,也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接近17世纪欧洲巴罗克风格;宗白华早年赴欧时,曾在《蒙娜丽莎》作品前默默品味了一个小时,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吟出了中国《诗经》中的两句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异族作品中窥到了本民族的艺术情调｡
在这种艺术接受中,主体有时甚至忘了是在欣赏异域作品,完全沉浸和回归到对本族艺术情调的咀嚼和玩味中,并从异族作品中发现本民族的特有文化符号,寻觅和体验到本族的一些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经验等内容和幻象,从中获得新的美感｡1922年,一个印度青年——泰戈尔的学生和朋友——加里达斯·纳格,在拜访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时候,告诉他说,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特别是从《燃烧的荆棘》和《复旦》这两章里,他差不多逐字逐句地读到了赞美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主神——毗湿奴和湿婆的古老吠陀诗的思想和语言｡当然,这些诗,作为小说作者的罗曼·罗兰根本就不清楚｡这使他又惊喜,又兴奋,乃至由此推断自己“一定是从亚洲高原上下来的首批雅利安人的末代子孙——这批雅利安人现在已经消失在西方民族之中了” ｡⑧
第二种证己效应,是指在本民族中不被重视或是尚未受宠的作品,在另一民族中却得到了特殊礼遇,被他民族引为知音｡日本学者滨田正秀就曾指出:“在文学的输出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性的奇妙现象:有些作品在本国评价并不怎么好,但这些在国内不受重视的作品,一旦到了国外,却获得了意外好评,并为国际所公认,而后它又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再度输回本国｡卡夫卡和穆西尔的作品,首先在法国和英国被看作是本世纪的杰作,在文学以外的思想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定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美国扎根”｡⑨
究其原因,就在于作品诞生在本土时,还不具有被接受的条件,而在别国,接受的条件却已成熟,因而才备受关注被引为同调｡换言之,对于一个接受国来说,当其新的审美趣味圈已经酝酿成熟,在本国又找不到这种需求的对应物时,必会“求新声于异邦”从异域作品中寻觅知音｡这时,某些异域作品更能表达他们自己的民族情绪和情感｡然而,无论这时主体对异域作品怎样地宠爱和欣赏,他们对作品的这份情感都是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这也会使我们想到,以往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常喜欢说中国“古已有之”,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外表上看似与我们相同,其实不然｡它们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环境,它们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和内质,与东方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同样不可以一相情愿｡
启迪效应
显而易见,对异域艺术的接受,可以使接受主体获得意想不到的启悟和收获,从而产生特殊的启迪审美效应｡
这是因为:对异域艺术中的异质文化审美信息的接受,能使主体发现与本土艺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艺术内容与形式､另一种审美趣味所表现的不同文化观念､文化意蕴和审美诉求,从而获得一系列新的艺术感受和审美收获｡
应该说,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其审美趣味系统都是在长期的本土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形成的,他们的审美与思维习惯亦无不受到本土文化模式的规范和制约｡一个民族假若长期孤芳自赏,自我封闭,假如缺乏新的文化参照系而被囿于单一的文化模式中,也就很难实现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超越与创新｡
而对异域艺术的接受恰好可以使主体获得不同的新的文化参照系,获得全新的审美感觉｡这就使主体在对本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对比当中,发现自己所不具有的东西,使之在异质文化的启发下获得特殊的想象力,从而得以冲破传统的束缚,蒙发新的灵感､新的激情､新的艺术追求和新的创造活力｡应该说,接受异域艺术所出现的启迪效应,是一种最有价值､最高层次的审美效应｡
“五四”时期,当中国古代文学走入了它的顶峰和极限的时候,它那辉煌而古老的传统如果不用新的文化观念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窒息本民族的艺术和心灵,恰恰在这时,西方文学的涌入给极需变革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刺激和灵感,使当时许多艺术家都深受启迪和影响,进而辟出新的文学道路,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崛起｡
鲁迅就曾直言道:“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⑩巴金更是坦言说:“在所有中国作家当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 郭沫若起初读中国古诗时并未产生明显的美感,直到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后,才突然顿悟,而后再读《庄子》等作品,才有了“豁然贯通”感受｡其他作家大多如此——叶绍钧从莫泊桑那里领悟到了“精确”;茅盾从左拉的“自然主义”中找到了匡正当时文坛个性失落的武器;郁达夫从卢梭的“暴露自我”中寻到了新的创作途径;丁玲则从福楼拜的作品中受到了女性意识的启迪｡
西方人在接受中国艺术的过程中同样受益匪浅——法国大学者伏尔泰在他的《论风俗》中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希望获得关于这个地球的知识,你得首先面向东方——那是一切艺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从中受益不少｡” 20世纪以来,英国的庞德､乔伊斯,法国的克苏德尔､马尔罗,德国的海斯､布莱希特等艺术家无不受到东方文学艺术的启迪,并从中获得无数灵感｡
由于艺术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接受异域艺术一方面给各民族艺术创作和审美领域带来众多启迪,另一方面又不断扩大了人们的审美趣味领域和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结构,它最终引起了人们在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不断改变和完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激发着人们对新的审美理想的追求,从而不断推动着各民族文化的沟通与互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
结 语
综上所述,接受异域艺术是人类在进入文化交流时代出现的特殊文化审美现象｡由于文学艺术以其独特方式表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内蕴和文化智慧,因此,异域艺术作品总是给人们以不同寻常的审美感受,人们在接受异域作品时,必然会产生出与接受本民族作品完全不同的独特审美效应形态,而且无疑的还存在着并将继续出现更为复杂多样的审美效应形态;也会出现审美效应的增值或减值等现象｡
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异域艺术的接受,越加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这种特殊的接受,既有主体对客体的同化过程,也有排斥和否定的过程,它更是一个不断拓宽主体的文化视野,使其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不断获得新的文化反思､调整和建构的过程｡
它不仅使人们在文化的众多差异中,在异质文化的“他者”的“不同”中重新认识自我,了解世界,而且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得自我发展的新的灵感与智慧､创造激情与活力,从而在丰富的文化参照系的启示下不断超越和发展自我｡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早在1924年就曾对一个叫敬隐渔的中国人说:“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可以相互补充,一点也不能丢失｡”{11}今天,我们一方面应该积极探讨接受异域艺术的特殊规律,避免其消极性审美效应,并以更为开放的姿态从异质文化中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不要忘了,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以使自己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永葆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因为这是一个与别人交流的重要资本和条件｡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①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②朱光潜《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③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第一卷1986年版,第335页,第314页｡
⑤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莱纳·瓦尔宁编《接受美学》,慕尼黑,威廉·劳克出版社1975年版｡
⑥《文艺研究》,1982年第六期｡
⑦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7 页｡
⑧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⑨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第13页｡
⑩鲁迅《致董永舒》(1933·8·13)｡
{11}引自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