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跨文化认知与多元互动

作者：黄发有

　　讨论美国汉学对于大陆学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无法绕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深受“新批评”影响的著作以“文学性”为其核心价值,提供了与同时期大陆文学史大异其趣的视角和趣味｡作者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一批在大陆被长期遮蔽的作家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具有一种补偏救弊的价值,为大陆学者打开了一扇别具一格的视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与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两场论争｡普实克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主要来源于自身传统的现代转换,而后者倾向于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来自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外部撞击,两位学者在具体作家如丁玲､蒋光慈等人的评价上更是存在明显的分歧,普实克认为:“只要读一下此书的章节标题,什么‘左翼和独立派’､‘共产主义小说’､‘遵从､违抗､成就’等等,就足以看出,夏志清用以评价和划分作者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艺术标准｡换言之,当他指责天主教作家的错误时,他却犯了同样的错误｡实际上,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对于作品的艺术方面并不像对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那样感兴趣｡”①普实克进而批评夏志清“在谈到丁玲及一般左翼作家时怀有恶毒的敌意”｡②司马长风认为“所谓‘人的文学’,是‘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先导,也是新载道派的开端｡”③为此司马长风持守把文学本身作为“独立的目的”的“纯文学”立场｡而夏志清则认为“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学作品都和‘人生’切切相关,揭露了人生的真相,至少也表露一个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任何作家,自己对人生毫无感受,对人生没有个独特的看法,是不值得重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脱离人生的‘独立天地’,一座‘艺术之宫’”｡④
　　这两场论争较为充分地显现了夏志清所推举的“文学性”中所包含的价值偏向｡夏志清明确的政治态度,致使他对左翼文学的评判多有情绪化倾向,与当时大陆“唯政治化”的腔调可谓异曲同工,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对抗的两个极端｡不妨来看看书中讨论30年代文学的一段话:“革命派内部无论怎样倾轧和敌对,他们对敌人的攻击却是一致的｡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骂人的文章同时在《太阳月刊》､《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创造社”的另一刊物)上出现｡同一作家用几个笔名,重复写着同类的文章,给人造成以为他们确实是代表‘群众’的印象,事实上,他们仅是一小撮人｡在真正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作家看来,他们真是可怕的一群牛鬼蛇神｡”⑤非常有意思的是,在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中,“一小撮人”被改成了“一小部分人”,而随后的整句话——“在真正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作家看来,他们真是可怕的一群牛鬼蛇神”——都被删除了｡“一小撮人”和“牛鬼蛇神”是“文革”中的常用语,虽然中译本是由刘绍铭等翻译的,但经过夏志清亲自校订,这种表述方式本身就不难让人发现二元对抗逻辑的荒诞与吊诡｡而其艺术评判的标准也就不能不如普实克所批评的那样,弥散出浓郁的政治气息,政治优先的态度使其艺术取舍具有明显的偏向｡当然,问题也不能绝对化,夏志清对于张天翼的推崇就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成为一个奇迹,就其对大陆学术界的影响之深远而言,西方汉学界还没有哪一本文学学术著作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某种意义上,估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有出其右者｡它是以一个天外来客的“他者”身份闯入大陆学人的学术视野的,其中译本迟至2005年才得以在上海出版,这种隔绝状态更加深了其神秘感,对新时期初年依然处于半封闭状态的文学学术圈产生了强烈的撞击｡早在80年代初期,唐弢､丁尔纲､徐明旭､华忱之等学者就撰文批评其核心观点,而朱光潜等学人则在文章中以谨慎的观望姿态表示肯定｡从80年代中期以来,其价值取舍与审美标准成为大陆“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参照系｡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于这部学术著作的评价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尤其是对其中评价鲁迅､茅盾和左翼文学阵营的内容｡说实话,如果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国现代小说史》很难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其标举“文学性”的策略,给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不无矫枉过正色彩的“西方化”和“去政治化”潮流提供了一种理论样板,而所谓的“去政治化”其实是通过疏离政治的姿态来表达隐含的人道主义诉求,这与夏志清所推崇的“人的文学”的立场不谋而合｡
　　在夏志清之后,李欧梵对“现代性”､“颓废”趣味的探究,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及其华丽的批评文体,都对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有益的启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本土学者在知己知彼的双向互动中,海外学说很难再度在大陆引发普遍的震惊｡德国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垃圾化倾向的批评,对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地盲目自信的批评,其某些判断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总体上不无情绪化成分,失之偏颇｡这种说法之所以受到大陆媒体的追捧,并非源自其学术魅力,而是媒体从中捕捉到了可供炒作的论调与趣味｡从80年代以来,本土学者不断地从西方理论的兵器库里搬用各种法宝,进行轮番操演,对于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不再感到陌生｡在美国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他们擅长运用西方最新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来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往往能够摆脱羁绊本土学者的思维惯性与当局者迷的理论盲点,常出惊人之论｡尽管主攻这一研究领域的多为华人学者,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文学传承及其变异毕竟多有隔膜之处,他们以“我注六经”的姿态,偏重对文学史逻辑进行颠覆性的重新解释,以个别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新名词(最为典型的就是加上各种前缀的“现代性”)来统摄全局,这就难免忽略了局部的历史情景,以放纵个人趣味的过度诠释抹煞历史的丰富性､差异性与复杂性,有时甚至离题万里｡加上他们对于实证性比较强的史料考证兴味索然(这一点是美国汉学界与日本汉学界的最为明显的差异),在论证上很难落到实处,常常在细节上露出破绽｡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汉学家操持的理论武器多为西方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的最新理论,由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他们匆促上阵就难免煮夹生饭,这就使他们处于一种双重隔膜之中,既是中国的文学现实的旁观者,又是西方的理论现场的局外人｡这种夹缝之中的身份,也容易招致双重的质疑｡李劼在一篇纪念施蛰存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施先生对前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世故和浮躁,也有过批评｡他告诉我说,那个李欧梵,跑到我这里来,又是录音,又是录像,弄了好几个星期;然后回去写了本书(即《上海摩登》),里面全是我说的话呀”｡⑥
　　与夏志清相比,后起的一些汉学家在文本细读方面缺乏必要的耐心与周密｡像刘禾的《文本､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认为“‘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⑦并在篇末提出了“汉语文学的再生”的宏大命题｡有意思的是,支撑整篇文章论证的核心论据仅仅是“重返《生死场》”的个案分析,颇有在沙地上盖高楼的意味｡把这种个别性的判断上升为辐射全局的全称性判断,很难避免削足适履､牵强附会的尴尬｡王彬彬曾撰文对王德威的《从“头”说起》提出质疑,认为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生活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里，可免于大陆式意识形态从外部到内心的制约,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变，但往往也难逃另一个方面的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运用西方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新文学，固然会使作品显现出新的意义， 但有时也会圆凿方枘，不着边际;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中,清醒与迷误共存,新见与偏见交错｡⑧程光炜在讨论“海外学者冲击波”现象时,在肯定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探索的同时，也认为其研究路数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推导问题时,不是凭借材料的根据,而是通过理论的预设和大胆的假定,这样一来,有时得出的结论就很难有说服力,而且也较为浮泛｡”⑨就夏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言,它对张天翼､吴祖缃的作品的艺术分析,要言不烦,扎实而细致,作者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充分肯定也是建立在深入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先入为主,凭借盲目的自信做翻案文章｡夏志清对比较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是得心应手,层次丰富,通过影响研究来寻绎外来文学对作家人格的精神改塑,对作品的文本结构的深层渗透,通过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相互比照来描述文学的空间格局｡因此,西方汉学家仅仅凭借其崭新的理论包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推动,只能制造一种昙花一现的学术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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