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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与旁观
作者：杨 会
二､政治倾向性的评判与以文本为重的评论
肖凤的《萧红传》写于80年代的中国,虽然那时思想已解放,但长期形成的以政治眼光评判事物的思维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肖凤的《萧红传》中出现的政治性的字眼｡相对于肖凤,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对人对事的评价多选用中性的词语,对萧红作品的评价则偏重于文本本身｡
肖凤的《萧红传》中介绍萧红的家世时,称:“七八十年前,呼兰县里住着一家姓张的大地主｡他们的远祖原是山东省的破产农民｡”{12}她用“大地主”称呼萧红的父亲及家庭,而葛浩文在介绍萧红家世时用了“乡绅之家”一词,无疑,两者相比,“乡绅”是一个中性色彩的词,而“大地主”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化的称呼｡肖凤的《萧红传》在介绍萧红在哈尔滨上学的情况时说:“‘五四’新文学与外国进步文学的熏陶,使萧红对旧中国的黑暗产生了敏锐的反感｡这时候,在全国范围内,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反帝反封建的情绪普遍高涨,要求民主与科学的空气越来越浓厚,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召了萧红｡她自幼在交织着爱与歧视的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内心里对民主与平等有着自发的追求,时代的潮流特别迎合了她内心深处的愿望｡从这时候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就在她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13}肖凤在介绍萧红经历时用的是顺时的时间顺序,由下段的“1928年6月4日”可以知道,肖凤认为萧红在1928年6月前已经具有了这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但葛浩文却认为萧红在1928年底才首次接触到由“五四”运动所触发的青年运动,而且他认为萧红当时参加示威游行时对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感到恐惧,她是因为激昂的情绪和强烈的好奇心而加入到游行行列的｡不管萧红当时的思想事实上怎样,他们的叙述话语是不同的｡另外,对于萧红的一些反日爱国举动也被肖凤刻意渲染了,她写到了1938年萧红主张并集体创作成的农民抗日戏剧《突击》,并且讲到了《突击》受爱国群众的欢迎,而对这一出在文学成就上不突出的戏剧,葛浩文没有谈,他反而对萧红于1938年1月中旬参加的由胡风主持的讨论会上的发言大加赞赏,他详细引用了萧红的发言并表示赞同:即萧红认为住在城市并非是与“群众”脱节､与“生活”脱节｡而对这一观点,肖凤没有提及｡
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两篇传记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但是他们两位的着眼点还是不同的｡葛浩文在谈到《马伯乐》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撇开政治观点不论……”事实上也是如此,葛浩文对萧红作品的评价并不是从政治思想出发的,肖凤却是更倾向于从政治思想方面分析作品｡对于萧红《生死场》的评价,肖凤将它看作是一部抗日爱国小说:“《生死场》是一部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14}葛浩文却认为:《生死场》是以哈尔滨近郊农村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件前后当地农家生活的一部小说｡并且肖凤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传达的精神状态是振奋的:“萧红抱着极为振奋的希望,描写了故乡的人民,怎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起了消灭侵略军的英勇斗争故事｡”{15}肖凤认为这是萧红的本意｡葛浩文认为虽然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确产生了抗日的效果,但是他认为:“作者的原意只是想将她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中的素材——她家乡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况,以生动的笔调写出｡”{16}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肖凤对于萧红作品的评价多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但有时有脱离文本之嫌,而葛浩文却是从文本出发体会作者的本意,没有做政治性的比附,可以说,他对萧红《生死场》的评价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的观点｡另外,葛浩文对萧红作品中的文笔以及结构等都有中肯的评价,而肖凤关注的似乎只是在于作品的主题思想以及社会意义方面｡
对于自己所写传记的意义,肖凤在《萧红传·序》中说希望:“自己挚爱着的祖国,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更多有才华的女诗人､女小说家､女剧作家､女散文家和女文学评论家,为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增添出更加美丽的色彩｡”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文版序》中说:“如果这本书能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代价｡”从这两段序言中可以看出,肖凤希望的是通过她的《萧红传》激励人民有萧红式的爱国热情,为祖国的建设努力,而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希望引起人们对萧红创作的关注｡
三､“以善为本”的评价与“直陈是非”的评论
肖凤在传记中继承了中国“与人为善”的传统,同时她也没法摆脱现实微妙的人际关系,她对笔下人物持着隐恶扬善､宽容达观的态度,她尽量回避传记中人的弱点与不足,而或许因为葛浩文是美国人,可以以更超然､冷漠的姿态静观传记中人的善与恶､美与丑｡
肖凤在《萧红传》中写到萧红､与萧红有关的人物以及评价萧红作品时,是本着“以善为本”的原则的,而葛浩文的评价却有“是非分明”的意味,他不仅写到了他们“善”的一面,对他们身上的瑕疵也进行了揭露甚至是批判｡这也许真的归因于他们身处异国,有些东西在肖凤那里“不能说､不便说､不愿说”｡
两篇传记都对萧军做了介绍,肖凤《萧红传》中的萧军“是一个倔强豪爽的青年,中等偏低的身材,肩膀非常宽阔,方方正正的白脸膛上,长着一双细眯的小眼,眼睛上面横着两条向上挑起的剑眉”｡{17}在这里,萧军是一个豪爽､耿直､正义的形象｡在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萧军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萧军生得短小身材(身高近五尺三寸),国字脸,目光锐利加上咄咄逼人的弯弓眉,性格粗暴,酗酒､口角､打斗｡”{18}这里的萧军身上增添了“霸道”的色彩,其实,根据黄淑英､孙陵等人的回忆,萧军的脾气确实暴躁,甚至于动手打萧红,肖凤的《萧红传》回避了萧军性格上的弱点,她只写出了萧军身上侠义､豪爽的一面｡同时对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之间的纠葛,肖凤并没有追究太多,从肖凤的《萧红传》中看不出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是葛浩文在他的《萧红评传》中透露了萧军对端木蕻良那种轻视､谩骂的态度｡
端木蕻良在萧红的人生历程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肖凤的《萧红传》中出现的端木蕻良只是萧红身边的一位伴侣,而在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中端木蕻良有很多的弱点,葛浩文引用聂绀弩的回忆,说萧红常向聂绀弩抱怨端木蕻良是个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在靳以心中,端木蕻良是个自私､矫饰的懒虫,靳以还记得有一次端木蕻良在他的面前毁谤萧红的作品｡对这样事情肖凤只愿取人身上善的一面,她回避了他们身上一些弱点,葛浩文则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他们的性格｡
作家传记不可能回避作品不谈,虽然肖凤以《萧红传》为名,葛浩文以《萧红评传》为名,但其实,二者都对萧红的作品进行了评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肖凤对萧红作品的评价受当时中国评论界的影响而且只言其作品好的一面,对其中的不足之处很少提及｡比如对《商市街》的评价,葛浩文一反当时中国评论界的观点,认为《商市街》值得重视,并从多个角度评价了这部作品｡对《生死场》的评价,肖凤认为它显露了一位女作家的才华,小说里有诗一样的感情,肖凤对《生死场》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评价,葛浩文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成就之后,他同时也指出《生死场》在结构与修辞上的不足,并认为如果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生死场》要算部分失败｡
四､结语
对上述比较,本文无意比较孰优孰劣｡他们都对萧红研究起了推进作用｡肖凤的《萧红传》是国内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萧红传记文学,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切身体会萧红的悲苦,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虽然这部传记存在着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功之处,但是肖凤的写作离不开中国80年代的大环境,我们不能苛求作者｡在西方汉学家中,葛浩文是耀眼的一位,他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翻译介绍到西方,对西方汉学的发展起到了瞩目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他几十年来对萧红的兴趣有增无减,他致力于萧红作品的翻译与萧红生平的研究,“葛浩文博士的著作《萧红评传》,无论就其内容的启发性还是著作的影响力而言,它都是有史以来萧红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19}他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比较客观地考证了萧红的一生,对萧红的一些作品做出了超越当时中国评论界的评价,他的有些观点比较贴近于我们今天的观点｡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9页｡
②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上海:亚冬图书馆,1930年,1088页｡
③祖丁远《苦难也是一所大学——肖凤访谈录》,《百花洲》,2002年4月,106页～107页｡
④⑤(美)葛浩文《萧红评传·中文版序》,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1页｡
⑥⑧{12}{13}{14}{15}{17}肖凤《萧红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 1页､49页､2页､17页､54页､55页､22页｡
{10}Virginia Woolf，The New Biograph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1927， p.1～6｡
{11}{19}李向辉《批评的批评:萧红研究回顾》,《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163页｡
⑦⑨{16}{18}葛浩文《萧红评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8页､40页､53页､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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