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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虚假的命名？

作者：刘　勇

　　想当年,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在出版后虽然多有赞誉,但还是逃不了诸如“有小资产阶级情绪”和“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的批判｡于是作者忙不迭地删去作品中表现人物情感生活的描写｡这样一来,少剑波与白茹(《林海雪原》)､梁生宝和改霞(《创业史》)､梁波和华静(《红日》)等男女主人公之间只剩下了纯洁的革命情谊｡正是出于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功利目的,作品也只能描写那些纯洁的革命情谊,主人公往往只是实现革命信条的符号｡不客气地说,这些文本几乎完全将人类中最美好的情感——爱情蒸馏得所剩无几｡于是有人在数十年后曾这样回忆那一代青年阅读《青春之歌》和《苦菜花》这类小说时的奇异现象:“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⑦而众所周知的是,“红色经典”中对爱情的描写被删削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时代的青年要想从中获得类似的情感体验,这完全是缘木求鱼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文学的人性特质｡这也是它们为什么难以感动现代人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样的文学作品怎么可以跻身于“经典”的行列呢?
　　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现在许多人在谈及“红色经典”时居然还把“文革”时代的作品也归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影视界“红色经典”改编热带来的一个后遗症｡现在“样板戏”中的《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已经或正在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而且都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关注｡于是在许多普通民众中就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原来“样板戏”也是“红色经典”｡这样一来,谬种流传,危害不浅｡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比如就有资深的文学研究者把《金光大道》和“样板戏”纳入到“红色经典”｡⑧这样一来,这些学者们就陷入到了一个逻辑怪圈:一方面承认“红色经典”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文革文学”)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已经不由分说地套上了个“经典”的帽子,于是就极力为它们开脱,以“时代精神”或“革命激情”之类大而化之的语言含混过去｡众所周知,“样板戏”是“文革”时代对广大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现在看即使它还有某些艺术特质的残留,也不能改变它思想和艺术反动的本质｡张鸣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⑨言语虽然激烈,但的确发人深省｡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话语通货膨胀的时代｡许多美好的词语在滥用中贬值,“经典”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文学读物和精神赝品都是在打着“经典”的招牌招摇过市｡今天“红色经典”也正面临着这样的遭遇｡其实经典就是经典,并无颜色之分｡也许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是想突出那个年代写作的特殊性,因而把其中的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冠之以“红色经典”的名号｡那个时代是政治和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几乎每个作家都将自己的创作和政治以及革命联系起来｡至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美学价值倒并不是或不主要是他们的写作目标｡因此,即使是那个时代中广受欢迎和赞誉的作品,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平庸的｡有专家发出这样的喟叹:“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自己已经失去的青春年华带有一种自恋情结的话,这些作品大多都被遗忘了｡”⑩将这样一些艺术价值存疑的作品纳入到“经典”的行列,不能不说是对我们艺术判断力的一个嘲讽｡
　　据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视觉文化时代,影视作品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而在“红色经典”的命名游戏和炒作风潮中,文学界成了影视界的跟风者｡许多文学研究者身在潮流之中丧失了定力和基本的艺术判断力,常常失语或者只能人云亦云,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对“红色经典”这个色厉内荏的空泛概念,我们应该是到了表明立场､拒绝合唱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①杨匡汉主编《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王会《“红色经典”铸造民族精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③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④曹建文《红色经典不容恶搞》,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10日｡
　　⑤焦垣生､胡友笋《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⑥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77页｡
　　⑦王朔《动物凶猛》,《王朔文集:纯情卷》,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⑧刘玉凯《“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3期,第20页,作者系文学专业博导｡
　　⑨张鸣《谁的红色,何来经典》,《炎黄春秋》2007年第1期｡
　　⑩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载《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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