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终结 错位 原创
作者：许玉庆
一、“终结”论与批评理论的移植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处于西方理论“影响的焦虑”之中，批评界提出的所谓“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由曹顺庆提出）可谓一语破的。学界的警醒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是，话语的建构又是何其艰难，中国现当代理论原创性不足直接导致了这种努力的艰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步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在整体上并没有真正走向反思与建构，部分批评家依然期待西方理论来成全自己，而不是迎难而上走向原创性的努力。他们一听到西方学界的风吹草动，立马就整个拿来以横扫国内文坛，俨然以霸主自居。“终结说”就是近年来批评界最为显著的一例，它伴随着解构主义的强劲西风迅速成为当代批评的话语模式。打开一本本文学刊物，参加一个个研讨会，你总会看到、听到“终结”者们那一副副庄严的审判者面孔。“文学的终结”、“小说的终结”、“诗歌的终结”、“经典的终结”、“戏剧的终结”、“批评的终结”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措词严厉地宣布“某某”终结，造成一派“终结”话语的繁荣。面对这一种批评现状，我们不禁怀疑，文学难道真的走向终结了？批评真的即将消亡了？我以为，就像以往许多轰动一时的时髦批评一样，这不过是又一次“伪命题”的诞生，与真正的当代文学批评无关。
从“终结”论的理论资源来看。凡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终结论”并非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产物，而是西方舶来品，更确切地说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米勒、德里达等人所持的学术理论。被中国理论家拿来之后，它就迅速成为预测中国当代文学命运的蓍草。但是，从以往的批评实践轨迹不难看出，这种盲从根本无助于解决中国文学批评的任何问题。西方某一学说并非就是绝对真理，在人文学科领域里，它只不过是某学者或某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是他们在特定文化语境里体验到的现象本质。“普遍而言，每一个别存在都是‘偶然的’”；②“不管引进西方多么新异的文学观念，都是西方人根据他们的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进行抽象化，做出的系统概括。其中一部分当然是有其普遍性的，适合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但是，也肯定有一部分是与中国文学传统和现状相矛盾的。因而引进任何一种西方文论，都必须经过中国文学历史和现状的检验。”；③“真理只是在和某一特定人类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我们自己的哲学就只能表现和反映西方的（区别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表现和反映现存文明状态下的西方心灵和在这状态下它对世界的概念、它的实际范围和它的有效领域。”④“终结”论只不过是某种学术派别的论断，不是整个西方学术界的认识，更不代表整个人类世界的事实。既如此，何以我们要跟在后面随声附和呢？理论的盲从实际上是持有者心灵脆弱的表现，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创造的能力，什么理论都是西方的最好，什么观点都是西方的最正确的。最近媒体上流行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垃圾”所引起的“口水大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即使顾彬的言论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顾彬以自己的阅读视野和批评标准看待中国当代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实属正常。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应当打开自己的眼界，认真加以甄别后大胆取舍。
再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来看。我们不妨以“小说终结”来考察，持这一观点的批评家无非是从当代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小说叙事的边缘化得出这一结论的。那么，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理论抽象是否切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呢？首先，对于小说文体，处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评论家是没有资格对其未来的命运作出宣判。每一批评主体由于所处时代语境、所接触的客体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只可能对当下小说文体的境况做出有效判断。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批评学也不是占卜学。其次，小说在某一时期的发展并不代表这一文体的整体走势。从整个人类文学发展史来看，并非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地域都能诞生伟大的经典小说。艺术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几千年来人类艺术长河大浪淘沙的选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物理时间又算得了什么，被遮蔽的总是那些未能发出声音的时代。如果当下文坛诞生不了具有经典特质的小说，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这充其量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还不具备创作经典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时代还没有眼光发现经典的诞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以后没有好的小说面世，更不是说今天的作家和批评家就无事可做了。南帆说：“一部分批评家的素质问题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瓦解。这就像一部分作家的素质问题也不意味着文学的崩溃一样。”⑤与其我们忙于争论小说的“终结”，还不如对当下小说创作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出问题以有利于今后的创作。再者，如今的当代文学批评家每年要面对少则几百部多则上千部的长篇小说，还有大大小小无法统计的中短篇小说，小说的“终结”就真正成了一个问题。
当然，我不反对有的批评借用“终结”一词时所采用的修辞学意味，但是，如果“终结”论变为一种学术时装在文坛上风行开来，势必会诱使当代文学批评又一次走上“唯西方理论”的旧路。这种不关注当代文学实际问题，一味靠西方话语霸权进行“圈地运动”的“买办”式批评应当引起批评界的警惕。“对批评负有责任的人们，应当自觉从理论上来一次澄清，将批评的真伪当做批评的前提工作来认真做一回，如此，文学批评的前景就会大为改观。”⑥这些“伪命题”在批评领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让我们无暇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批评的浮躁也许在短暂的时间内给我们带来繁荣，让我们感到批评已经跟世界接轨，让一些批评家一举成名，但是谁来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未来负责？
二、“错位”现象与批评的“不及物”
当代文学批评应当着眼于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展开，发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局限。可是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由于理论原创性的贫乏，也由于批评家对于批评客体研究得不够，这就造成了一种批评理论与批评客体的分离，用批评家吴义勤的说法，就是批评的“不及物”。首先，我们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就不得不暂时求助于西方的理论话语，这就存在着难以逃避的悖论：这些理论、话语是否切中当代文学的命脉？批评理论与批评客体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切合点，并非一种理论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其次，无论是来自西方的大师论断，还是中国传统的理论话语，也不管它是多么深刻透辟，如果不能致力于解决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真正问题，我们就应当对其质疑。“检验理论的重要路径就是解读文本，现实理论出了一大堆，旗号那么多，文本的解读却毫无进展，理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⑦批评主体只有真正深入到批评客体中去，研究问题，运用理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需要当代文学批评者提高自己的辨析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什么是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发现，什么是哗众取宠的文化炒作。在批评中一旦批评理论与批评客体产生错位，批评者得出的结论就不单单是缺乏说服力的问题，而且不利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