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摆脱离弃 介入交流
作者：赵秋棉 梁晓辉
一、尴尬现状呼唤文学批评介入交流
文学批评的尴尬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批评日益走向庸俗化、从众化，批评对利益的依附导致大量所谓的“批评家”们盲目迎合、跟进，甚至不惜任意夸张与歪曲，终至被其接受对象所抛弃；一是盲目向西方学习导致了文学批评的无源化，或说是泛解构化，乃至批评失去了其中心要旨，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空中架构，以致我们的批评作家们不得不宣称“文学已经死亡”、“批评要代替文学”，但事实上却是作品创作依旧数量庞大，而我们的批评却因其难以理解而无人问津；再是恪守陈规的文学批评，他们宣称是守住了批评的最后阵地而毫不动摇，其实质是顽固与僵化，由于其思想的保守性和陈旧性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现代批评家们在关注批评窘况时经常归咎为“话语权的缺失”，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这个“缺失”的本质，即文学批评的尴尬现状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被离弃的事实。先是作家受众的离弃，原因是认为文学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干扰或阻碍，并不能够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余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表态从不看文学批评；再是读者受众的离弃，文学批评在读者面前摆出的往往是一种独立、高高在上的姿态，这使得一般读者在打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大旗大肆招摇的批评面前望而却步；三是文学批评家自我的离弃，大量的引进导致内部的无序和混乱，徘徊在盲目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批评家陷入了失去自我的困顿。作为“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①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文学批评，一旦在同作家、读者乃至自身的交流中脱离出来，自然就谈不上什么“话语权”，也就不再有任何的功用和价值。
可是批评是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的，弗莱早就指出，“不管以哪种方式，在艺术的价值与其公众的反应之间都不存在一种实际的对应关系”。②“批评可以讲话，而所有的艺术都是沉默的”。③托多洛夫也提出：“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交汇。”④也就是说，批评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存在，它的价值必须在交流和对话中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告诉我们，价值首先必须要能够使用，同时价值作为劳动的凝结，需要在交换中体现，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或可理解为，价值就是在交换与消费中体现出来的有用性。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劳动生产，同样需要在“交换和消费”中体现它的价值。这个“交换和消费”就需要“介入交流”。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必须要转化成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文学批评惟有能够介入交流，得到交流各方的认可，形成认知的交换，它的价值才会发生。不存在交换关系，劳动不形成价值，不能介入交流的批评作品也没有价值。而当前批评窘况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对交流的介入。
文学批评必须要介入交流，因为文学批评在整个文艺学系统中，“它的一端连结着文学实践，实践经由批评上升到理论；它的另一端连结着文学理论，理论经由批评在实践中发挥出指导作用。”⑤作为并列的三个学科，文学批评不仅联系并且应介入到与文学实践和文学理论的交流。批评价值所以要在介入交流中体现，基于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审美调节的实现。“通过调节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来推动创作，通过调节读者与作家的交流来提高创作水平和接受水平，通过调节创作与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来建设一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艺术，通过批评的自我调节，即调节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来建设发展健全的文学批评”。⑥可见， 文学批评需要通过介入交流来发挥出它的功能。
价值的丧失使得文学批评似乎成了无头苍蝇，空然造成了如许的响动，却是如何也摆脱不了盲目。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需要存在，它的价值不应当丧失，应当寻回批评的中间地位，在介入交流中发挥其基本的审美调节功能，在交流与发展中达到终极价值的实现。我们呼吁能够介入交流的批评创作，以真正实现批评的价值。
二、文学批评介入交流需要确立其中心环节和重要枢纽地位
文学批评率先介入的是文学实践活动。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活动体系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文学批评对文学实践的介入是一种中心式、枢纽式的介入。它要实现审美调节，就必须在已有四要素相互间联系的直接路径的基础上，建立起四者通过经由文学批评枢纽的间接路径的联系，以达到在联系中的调节，充分发挥其效用。这是一个类似说服人放弃捷径走弯路的过程，因而也就显得愈发难以被人接受。当前的作家、读者相继放言称无视批评的存在，不能不说批评所处的天然位置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倘若四要素间仍然是两两的直接交流，批评就无从参与，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于是我们接触到的就会依然是“四点论”。正因为文学批评这种连结式的介入，批评价值的发生才成为可能。批评必须介入，介入是为了更好的交流，交流是为了价值的实现。所以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如何成功地建立起“走弯路”的路径并为人所接受，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创作切入点。
“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系统中的中心环节和重要枢纽”。⑦枢纽地位的失去是造成文学批评不能够建立起交流路径的原因，文学批评价值的实现要求摆脱这种地位的失去。地位的失去首先是由市场经济影响造成。文学批评是劳动的产物，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商业化的冲击不可避免。不可否认的是，在商业所造就的名利面前，我们的批评却往往被声名或物质利益所异化，批评功能被扭曲，屈服于商业的批评变成了炒作，于是商业化的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原有的本质。当批评的价值取向变成了唯利是图时，批评就成为为利益中心服务的奴仆，批评地位发生改变，其功能为促销和误导所代替，一旦为接受者发现真相，批评自然要被离弃。其次，文学批评自身的建构未受重视是造成地位失去的另一因素。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我们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批评理论，在一味接受的同时却忽略了价值观念的建设，并且短时间内也很难做到和本国国情的结合。许多批评家基本不看作品，他们的批评创作丧失言说真实体会的能力，只能是基于批评理论上的批评，于是批评成了纯粹理论的游戏；另一方面，一些批评家固守旧有规范，不能够做到价值观念的与时俱进，始终用一种封闭、僵化、过时的东西，来应付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和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无法使交流对象萌生兴趣，甚至无法建立起批评家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要建立文学批评的枢纽地位，批评创作就必须要立足现实，必须要注意到现实生活是文学赖以产生的土壤，要把握文学所产生的环境。市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学的商品化是大势所趋。然而伴随商业化而来的首先是经济利益对人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价值观念上就是物欲主义和庸俗化，人普遍地被笼罩在精神浮躁的氛围当中。市场条件下的各种各样的促销，各种各样的误导无处不在，形成阻碍认知的迷雾，导致了认识的迷途。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批评家自身应当能够拨开迷雾，找到现实的立足点。也就是要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站在真实的立场上，对各种现象做出鲜明的价值判断，以此建立批评的评判标准。当然，这也涉及批评家自身文化理论素养和个人修养的问题。鲁迅在他的《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一文中，曾就包括批评家的“品德人格”、“社会文化知识”、“批评理论”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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