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小城人物：被挟裹的命运
作者：林 霆
作为被模仿者和生活总体性的象征,“家长们”是站在幕后的,作为背景而存在｡既然无法进入他们的真实世界,不妨就将他们作为背景来处理,因此小说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这是小说家韩东的高明之处｡但是,这些人物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是总体性生活的直接承载者｡如果将少年的生存环境处理得很干净,仿佛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之间毫无关联,事实上是对生活总体性的挟裹力量的无意识,是历史意识的缺失｡魏东的父亲始终深藏不露,这也是权力的特征｡朱红军的父亲朱崇义,与儿子的悲剧可谓互为表里｡作为行刑者,他是枪决张新生(一个真正的流氓,无来历,无历史,因此去得也最干净｡)的刽子手,最终却因为自己的原因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根本无力拯救自己的儿子,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枪毙｡正是他背后更大的总体性规定,让他身不由己,自动走向深渊｡丁小海的父亲丁福海,伪民警出身,带有原罪,“丁福海大半生的经历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的罪行或耻辱”,被打成坏分子,押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他在乡下形同废人,厄运连连,最后死得也毫无尊严,“火化”一节写得近于野蛮｡老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是专门来受苦的,他仿佛不存在,从来不说一句话,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句话,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人物,隐喻着整体性生活的严酷性｡“我”父亲张梅生也是一悲剧人物,特别是他的“入党问题”,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整个一生都被改变｡下放农村,热衷于消遣“小道消息”;后来时来运转——这力量来自个人无力控制的时势——眼看就要进城了,历史答应了他的要求｡但他还要再延宕一下,享受一下,自由一下,打牌､抽烟,一幅狂欢的场面,结果却在回城前病倒了,“就这样,父亲扎扎实实地打了半年多的牌,最后身体完全累垮了,以至于南京市工会分配给我们家的新房子他一天都没有住｡从共水搬回南京的时候,父亲直接被送进了医院的病房里｡”个人再次被生活总体性所教训,让人欲哭无泪｡
生活的总体性带有巨大的裹挟力量,使个人的生活被完全笼罩,无法逸出,无法自我选择｡正因此,处于总体性生活笼罩下的人物普遍没有绝望感,没有悲观与失望,他们的“英雄气概”令人心惊｡朱红军､丁小海们普遍有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英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天然地相信生活,相信命运自有安排｡他们可曾在某个暗夜里,独自思索过自己的未来?小说中看不出有此迹象｡丁小海对社会潮流的顺应态度,体现在几乎每一步都踩在历史安排好的鼓点上:接班进厂､辞职下海､请客送礼……多年的鞭打与被教育,使他变乖了,变得非常会适应,软得像条泥鳅,但他最终依然付出了代价,依然没有逃脱生活的总体性对他的挟裹:他的起点即隐喻了他最终迷失的命运｡他赌博上瘾,赌光了家底,妻离子散,回归到他最初出身所规定的状况……还有朱红军,打打杀杀,个人英雄的美梦,相信拳头解决一切,最后却被历史解决掉｡朱红军仅仅因为“严打”扩大化,就成为刀下之鬼,成为法律稀缺时代的牺牲品,但他的遗言竟然是用指甲刻在一块肥皂上的一句话:“弟弟要孝顺父母｡”死到临头,也是闭上眼就完,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天大的冤枉｡
挟裹性让小人物们的命运普遍呈现出一种喜剧色彩,且带有一定的戏谑成分｡当个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时,整体性规定了每个人的下场都将是喜剧性的｡没有个人自由,没有支配个人命运的权利,生生死死都是被规定的,被挟裹的,随时可能被改写､被判罚的｡朱红军､张新生､张梅生､丁福海､丁小海的母亲,其消失的命运无不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他们不相信偶然性,偶然性里也有必然｡现实环境就是那样的,人人都必须那样生活,接受生活的鞭打｡看丁小海在挨饿时的表现,不是痛苦,而是逆来顺受——生活总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生活的总体性告诉他们,不要有丝毫的怀疑和反抗,整个体制所做出的承诺就是,他们的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以便让他感到自己是永恒的主人｡他无法逃出日常的苦役,甘心接受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同时又满怀最大的乌托邦幻想｡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至于面包会不会真的到来,怎么到来,不是个人所能关心的问题｡不追究,只是相信,依凭,但不思考｡这就是个人的缺席,个人被历史吞噬,被生活的总体性挟裹｡丁福海最后根本不会反抗,也不说话,他就那样每天晒晒太阳,等死｡处于总体性生活的铜墙铁壁之中,他似乎只求一死,毫无希望,也无处可逃｡
最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丁小海的笑｡他天生一副笑脸,哭的时候也像在笑,笑的时候更加让人恐怖｡一个如此多灾多难的人,竟然永远将笑挂在脸上｡笑成为他标志性的表情,像是一张恐惧的脸谱｡笑已非笑,而是一种身份隐喻,一种戏谑｡毛泽东逝世,恰逢丁小海母亲去世,丁小海戴着黑纱,被质问为谁带的黑纱?“都为”,这是不可以的,丁小海被责罚独自在教室参加追悼会,而且他那么爱笑,“免得弄出事情来”｡丁小海的笑既非嘲笑也非幽默,更像是一种对恐惧的生理性排解｡干嘛要笑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一害怕我就会笑”｡霍克海默曾言,“笑声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权力的回声”,“在虚假社会里,笑声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与幸福作对,而且还把幸福变成了毫无价值的总体性｡”⑦丁小海的笑毫无幸福可言,更像是对生活总体性对个人生活裹挟的控诉｡被挟裹,被改造或消灭,个人的孱弱与少年的英雄主义憧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不是悲剧英雄,而是被侮辱与被戏谑的伪英雄｡小说的题目也具有同样的戏谑效果,“英特迈往”,作者解释说这是一个“成语,形容词,为英俊威武､超越以往之意”｡⑧这不仅仅是一个戏拟的“成语”,甚至有点反讽的味道｡悲哀莫过于生活的总体性对个人反抗能力的吞噬,它一边将个体与社会之间融合成虚假的统一,一边又在某一个转折关头将个体无情抛出,使其成为大历史的牺牲品｡
这甚至说不上是一部沉重的小说,事实上它在文字风格上是轻快直白的｡叙事者不悲戚､不愤怒,只是客观呈现人物命运,故事线索时断时续,散漫自由｡作家通过一个少年的回忆来呈现历史的沉重,一个没有完成自我启蒙､自我觉醒的少年,其眼光将更加纯粹,不加分辨,也不加评判｡生活中没有人理会历史,1966年是个什么年份?1977年是个什么年份?1977年朱红军参军,“我”进城,丁小海当工人｡历史在做巨大的转折,但小说关注的永远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日常命运｡它也不属于一般的成长小说,不仅没有自恋般的自我意识,甚至叙事者对“自我”都保持着警惕｡叙事者很少动感情,冷静得可怕｡“依然”､“本来”､“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韩东式的句法结构随处可见｡唯一动感情处是在朱红军被处死那段,作者写得眼泪满眶,但最终不让它流下来｡它不再像当年的知青文学,流泪､控诉,但还把那庞然大物当作“母亲”来对待,没有认清自己命运的必然性,没认清自己“被挟裹”的命运｡
写下历史,是一种责任,如雅克·德里达所言,“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⑨叙述历史,恢复记忆,已成为韩东内在的精神需求｡但他在叙述上又深藏不露,也很少涉及政治性的话题,只是在少年的生活中让一切自行体现｡“我是写1976年前后的事,政治背景并不过多涉足,我只是写了在那个背景下三个生活在小县城的少年的生活”｡{10}与前代作家相比,他不矫情､不哭诉,清楚个人的界限,控诉的无力;与后辈作家相比,他又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有着非常明显的自我要求与担当,正是梁漱溟所说的对文学的“郑重”之心｡如今,时代已对文学失去耐心,正在通过市场来扼杀艺术｡韩东清楚自我的界限,他不再轻许希望,不再聚集起一束追光,打在某个被历史应许的英雄身上,而是洞察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无往而不在的被总体性挟裹的命运｡这一发现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表述,更是文学的力量所在｡
(作者单位:天津师大文学院)
①⑩李冰《韩东第三部长篇小说<小城好汉>不写爱情》,《北京娱乐信报》2006､3､6｡
②⑧韩东《英特迈往》,第118页″注释说明″,《花城》2007年第5期｡
③④朱大可著《流氓的盛宴》,第10页,第11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
⑤⑥⑦[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第140页,第140页,第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
⑨雅克·德里达著,蒋梓骅译《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第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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