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小城人物：被挟裹的命运
作者：林 霆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成为历史的漏网者,必须有人站出来讲述｡在这种背景下,以决绝的“断裂”姿态闻名的诗人､小说家韩东,再次表达了自己决绝的态度:为一代人恢复历史记忆｡韩东有他独特的个人生存背景和精神质地,有他独特的历史困境意识,由他来讲述,这代人的生存历史会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景观?他曾写出过《扎根》这样充满历史感的长篇,但这其中更多的是“父辈们”的历史｡这一次,他将讲述“自己”的历史｡他以最质朴的方式,以清晰的叙述和个人化的少年视角,以几个街头少年的跌宕命运,为我们呈现出一代人的生存档案,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而这一时代,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但对个人生活的挟裹却是最严重的｡
作者带我们进入现场的方式是独特的｡小说几乎一开始就把调子定下来:散漫的,有时是自得其乐的,带着些许垮掉了的调子｡仿佛是吹着口哨在写｡作者自己说,“与前面的两部小说相比,这肯定是一本不一样的书,不仅写的东西不一样,叙述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扎根》朴素,而《我和你》严谨,《小城好汉》(小说原定名)则应该是任性的｡自然我的趣味有一致性,只写当代生活,注重个人经验,喜欢开玩笑､说歪理,诸如此类｡”①喜欢“开玩笑､说歪理”的韩东在故事的开端,就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读书无用｡这是历史所开的玩笑｡在此背景下出场的人物,其性情形貌､行为范式已经有了历史的来头｡
最初发表的版本(《英特迈往》发表于《花城》2007年5期,文后注曰:“全书共有32个章节,因杂志篇幅有限,刊载的是其中26个章节｡”②本文以此版本为据),第一个出场的主角是魏东｡此人一出场,即以他荒唐可恶的做派,表现出一副流氓嘴脸｡这里所说的“流氓”,主要是在文化学和美学论域里,具有广义的特征,呈现出痞子､玩世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混杂面貌,接近于朱大可所言的“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流氓主义”,“流露出了传统流氓文化的印记,散发出迷茫､呆傻､暴力､无聊､油滑(灰色幽默)､机智､自嘲､自虐和恶毒的浓烈气味”｡③同时又兼有古代侠客或隐士的某些特征,“这类人物是话语空间(人工空间)的产物,他们是虚构的,仅仅存在于广阔的代码世界里｡只有单纯的农民和儿童才会混淆这种文化符号和真实人物的界限,并把‘白日梦’的主角转换为可以仰视､膜拜和触摸的人间英雄｡”④作者称之为“狠人”,“当年共水县城里流行一个词,叫做‘狠人’｡狠人就是指那些体力超群､个性凶悍的家伙,也就是说,没有人敢惹他们,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体力超群､个性凶悍”是狠人们的共同特征,共性之外还有个性,又可分为三类,魏东是一类,干部子弟,有背景;朱红军是一类,不要命者,有胆力;金彪华是一类,拉帮结派,有兄弟｡在中国20世纪年代的大地上,这样的少年可谓满街遍是｡
魏东最大的乐趣是给别人起外号,这种“命名欲”是控制欲的一种外现,它表明魏东对他人的重新命名权｡而命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是权力的最直观表现｡在政治斗争严重的年月,一次重新命名,“左派”或“右派”,“坏分子”或“破鞋”,就可以将对方打成“阶级敌人”,一举推向深渊｡魏东的控制欲不仅仅体现在给他人“起外号”上,包括后来风靡一时的“屁游戏”,他都拥有特权,就是修改游戏规则的权力｡当游戏玩不下去时,他就通过修改规则使之继续｡于是,游戏成了他一个人的特权,一个人的游戏,它除了展示权力,没有其他的乐趣｡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权力最终败坏了趣味,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无聊和厌倦｡
朱红军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理想人物,小城英雄,对侠士世界充满幻想与模仿欲的少年,冷面,意气,不张扬,为朋友两肋插刀,几近完美｡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最终也迷失在英雄的梦想里,成为一个流氓的典型｡朱红军一心想做一个英雄,校园和小城已经不是他的舞台｡他的英雄梦一直做到部队里,但在部队也没能实现｡他已经非常接近前线,但就是没有得到机会｡部队既没有实现他的英雄梦,也没能改变他的现实命运,相反,却大大激发了他的流氓本性｡他在部队好好地打了几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结局还是回到小城,继续当他的小城英雄,在百无聊赖中打架度日｡他渴望做一个单打独斗的英雄,上马杀敌,下马草露布,他一生的表演,就是尽量靠近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但他最终却不小心成了“严打指标”之内的悲剧英雄,被当作“流氓集团首犯”而处死｡“可如今,虽然死法上和英烈们相去无几,本质上却是在表演做戏”｡作者如此感叹再三｡
在这两个人物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制衡关系｡魏东的父亲是县委书记,他凭靠的是背后的权力;而朱红军是不怕死,真正的狠角色｡魏东对朱红军心存芥蒂,但权力又必须体现,于是采取一种“欲捣屁眼而不真捣”的玩法,权力仅仅成为象征｡朱红军对魏东也并不直接挑衅,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暗地里却对权力隐喻充满鄙夷和仇恨,用尽心思捉弄魏东｡权力非英雄的追求,官府非侠士的向往｡魏东所拥有的,恰恰是朱红军所鄙弃的｡少年的游戏里充满了快意情仇,仿佛是对成人世界的一种刻意模仿｡
然而,不论这种少年游戏的创意有多么丰富或者疯狂,这种言过其实的快乐机制并没有给那个时代的少年们的生活带来尊严和希望｡他们依然要服从于同一套被规定的生活模式,即所谓生活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被体制所规定,被意识形态所塑形,被日常生活所承载,类似于霍克海默所言的“社会总体性”｡特别是在一个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封闭的体制内,生活的总体性就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具有内在挟裹性和操控性的统治机制｡即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通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等等的巨大网络,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个体被编织进单位网络里,完全处在对社会整体､对其他部分的依赖之中,离开了社会整体､离开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一个封闭的孤立的部分即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性｡谁要想不成为“少数派”､“落后分子”､“阶级敌人”,谁就必须严格遵照生活总体性的规定,否则,他就会被生活甩在一边,最终落个异己的下场｡少年们只是在这种总体性的笼罩下小打小闹,在总体性的控制下取得无人管束的短暂自由｡但这种小打小闹和自由放任状态很快就会变得厌烦,因为这是一种最缺乏风格的自由状态｡游戏变成了一种模仿,对模仿的模仿｡直到有人收回这种模仿的权力(比如下放､回城､严打等等总体性的运动),游戏的本质再次被戳穿:个性的前提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制度已变成了绝对的主人,深深地印在了那些游戏少年们的心灵之中,他们依然处在总体性的程序之内｡在一体化的控制之下,个性只是一种幻象,“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力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受这种权力”｡⑤个人只有与生活的总体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其不合理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会被彻底消灭｡在朱红军们的身上,个性原则始终充满着矛盾,个性化始终就没有真正实现过｡“以阶级形式存在的自我持存,使每个人都停留在类存在的单一层面上｡”⑥于是,社会所依凭的每个人,都带上了社会的烙印:他们看似自由自在,实际上只是生活总体性控制下的仿制品｡那些貌似个性的小城里的狠角色,其背后的依凭依然是那个普遍性的权力,是对成人世界的拙劣模仿｡朱红军的背后有他公安局的爸爸,魏东的背后有他县委书记的父亲,只有丁小海最怂,谁都可以欺负他,也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坏分子”父亲,像一个深坑,轻轻一推就可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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