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重心的东移与本土传统的复兴
作者：代 迅
从李小龙以来的中国功夫片风靡世界,再转入中国内地,就是这样一个显著例证｡科幻片中如《侏罗纪公园》中的动物的独特造型设计,警匪片中的追车､枪战的动作设计,暴力色情动作的渲染,异域风情的展示等,好莱坞电影中这些要素往往被我们指责为脱离电影自身需要,搞得过多过滥,其实这是好莱坞电影家主动和自觉的对视觉图像的追求,是“图像中心论”影响的结果｡张艺谋电影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为了在西方电影节展示中国的异域风情,不惜夸大乃至伪造中国民俗,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异域风情作为一个重要美学概念,尚未引起我们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传统的文学性电影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如电影《生死时速》所示,“快看”与“看快”成为当今观众的基本要求,由此我们反观国产电影的冗长和拖沓,则是我们的弊端之所在｡{31}如何在多学科的交叉互动之中,积极应对视觉转型的挑战,给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注入富于时代气息的鲜活内容,我们还缺乏更为深入的思考｡
全球化给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全球环境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主义话语的挑战｡鉴于当代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都市化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种思想从西方流传到中国之后,也产生了强烈影响｡生态主义话语囊括了美学､伦理学､生态学､文学､城市规划设计等多学科的交叉点,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取而代之,努力寻找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认为万物均与人有平等权利,正是人类无限制地从大自然索取和掠夺一切,造成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要求人们控制欲望,过俭朴的生活｡
文学传统中的自然在审美形态上也因此有了重大变化:过去的骚人墨客往往把自然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或把自然环境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处所,如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而在当今文学作品中,自然环境往往被描绘为一个千疮百孔､亟待保护和拯救的对象｡《瓦尔登湖》的作者戴维·梭罗,就是过简朴生活全身心体验大自然的美的倡导者,生态文学的经典著作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则被看作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开端,对破坏自然的工业文明特别是化学工业作了严厉批判｡美国电影《未来水世界》､《后天》等多部影片中均能看到明确的生态主义思想｡
生态文学的这些发展在理论形态中获得了充分表达,这就是生态批评的产生｡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威廉·吕克特1978年发表的论文《文学与生态》｡据他解释,生态批评指的是“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1996年,美国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集《生态批评读本》｡2002年,英国学者彼得·巴里在其有关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专著《理论入门》一书再版时,特意加上了“生态批评”一章,并声称这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所至,这标志着生态批评在英美学界的存在已经合法化｡{32}生态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生态角度来研究文艺,再通过文艺来影响社会来保护生态环境,通过文学研究提醒人们面临的环境危机｡
环境美学的产生,就是相关领域中生态主义话语累积的结果,这是当今美学领域出现的重大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晚期涌现出来的美学研究中主要的新领域之一｡和传统的艺术哲学不同,环境美学作为一个正在形成和迅速发展中的新学科,它面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将人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环境列为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探索人类生活的审美经验中环境的意义和影响,认为人类和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美学方面的意蕴构成了环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环境美学强调荒野自身的审美价值,不仅自然环境､而且人文环境的审美价值也纳入了环境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中,花园城市､绿化带等城市设计与规划方面的美学得到高度重视,学者们试图运用美学理论来解决当今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环境美学就突破了传统美学以艺术为中心的局限,也突破了传统美学的学科界限,实现了美学与生态､环境､园林､城市设计､建筑规划等诸多学科的交融｡美学等相邻学科的这些进展,也给我们当下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以重大影响｡
跨学科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学研究,都存在着跨学科研究的厚重传统｡正因如此,跨学科研究也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的比较文学发展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就是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走向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到中国学者倡导的跨文化研究,由雷马克等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基本特征之一,为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摆脱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束缚,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带来了旺盛的生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新历史､后现代､后殖民等批评流派各领风骚,相互更迭?熏新批评式的文学内部研究在西方已如落花飘逝,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研究已经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边界,逾越了文学的范围,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其他诸多学科相交叉,甚至连文学批评的对象,已经囊括了所有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文学研究因此占据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位置｡{33}
近年来,西方文学研究大幅度地转向文化研究,其学科边界向其他学科领域挪动,变得模糊和不确定,我国的文学研究正是与之同步｡这种发展趋势在近年来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得到了明确的传达,2004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的主题是“在边缘:空白,疆域,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就是讨论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200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举行的美国比较文学年会,文化研究的倾向尤为彰显,这届年会的主题为“诸种帝国主义:时间,空间与形式”,传统的文学研究仍然在延续,固守文学研究疆界仍然是一些学者坚守的立场,但是这些研究已经边缘化了,难居主流｡现在西方学术界主流话语中的热门话题,包括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当前西方文学与艺术领域经典的重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大众审美文化领域的性别歧视,文学艺术领域的生态话语等问题,无不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以及儒学的复兴等具有跨文化和跨学科意义的论题,越来越引起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强烈兴趣,成为我国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走向｡这种世界范围以加速度前进的文学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冲击,对于激活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必将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跨学科研究也带来了文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泛化,如何将文化研究落实到文学研究而不是脱离文学研究,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文学研究实践中逐步加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以文化研究为例,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应当如何把握,这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对文学研究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也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实践中做出进一步的探究｡还有,从中国自身语境来看,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提出的课题,既与西方世界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从实践发展还是理论逻辑上讲,这些课题及其回应都应当带有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一系列本土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