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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情欲：分裂的叙事下的艰难选择《色·戒》之难
作者：佚名
身都洋溢着小布尔乔亚的气息，狂热、激情、冲动。电影借助于特有的直观性是那样真切地展示了作为大学生的王佳芝和作为难民的王佳芝的青涩、普通、毫不起眼，一经走人茫茫人群便立刻被淹没的无影无踪以及灰色生活的枯燥乏味平淡卑微，没有任何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她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依然抱有诸多的欲望与幻想。由于父母的缺席，她被设置为一个自由的人，极为有利于实现她自我价值的追求。为了追求一份没有回应的爱，她走上了舞台，演绎别人的生活，浓妆如同面具，遮蔽了她的真实，就是在台下“中国不能亡”的呐喊声中，邝裕民的瞩目下，她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成功。而暗杀汉奸易的行动在王佳芝看来不过是又一次演出罢了，一次不在舞台的演出。没有剧本，充满变数与偶然，谁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如易的极度谨慎和突然离港，黄的跟踪和敲诈都令自以为做好充分准备的他们措手不及。在这场不知道未来的“演出”中。麦太太的身份和她所拥有的生活方式对王佳芝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富足、优雅、情调，满足了她对她自己生活的幻想。是麦太太的“角色”让她穿金戴银，衣着光鲜，得心应手地与对手周旋在麻将桌上，令她光彩照人草鸡变凤凰，引人注目，一跃成为生活的主角，而这一切都是她在灰色平淡的真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梦想。她完全投入并胜任了麦太太，吴特工的一句“王佳芝只想做好麦太太”的评价就是最好的注释之一。其注释之二是在四年后的上海，王佳芝再次答应续做香港的未竟之事后，做回麦太太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王佳芝”走向景深的背影，仅一个背影就足够了，与寄居在亲戚家的难民形象判若两人，顾盼摇曳之间与观众的理性期待与判断就渐行渐远了。
丝毫不要怀疑王佳芝们的爱国热情和真诚，那是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中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在一无经验、二元资金的情况下，创意并实施暗杀汉奸的计划，对于他们的抗日热情今天的人应报以足够的敬意。他们本可以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什么也不做。等待战争的结束，战争终究是要以某种方式结束的。值得我们敬佩的是他们怀揣民族大义的积极行动，担起国家兴亡的职责，王佳芝为了这一理性目标的达成彻底“奉献”了她自己，她做回麦太太后，看到日本兵欺辱中国人的情形，曾眼含泪光不忍目睹而别过头去，仅有一点对于邝裕民盲目的爱是无法支撑她走出这一步的。
但是在这场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的“演出”中，王佳芝与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性目标越来越远，悄然的背离开始于第一次见面，她发现易“和想的不一样”，并非面目狰狞十恶不赦，而是一个周旋在牌桌上、餐台旁、卧室里虽有些阴鸷却不乏温情的男人。于是她在用自己的风姿与智慧调动着易的情欲的同时，也在激活着自己的欲望。最终陷入到理性与情欲分裂叙事的两难选择之中。斯宾诺莎唯理性的情欲论主张事物愈美，我们愈爱，强调情欲的理性内涵，以为爱欲只存在于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之中。这毫无疑问是情欲的理想状态，可生活并没有赋予王佳芝如此完美的情事，她所爱的没有回应，她抗拒的却直往她的心里钻。电影的叙事再次显示了人生悲剧的永恒性：人渴望光明，却注定生活在黑暗中，人人都想拥有理想的爱情，却注定于残缺的感情里迷失自我。王佳芝与易的情事绝对超出了她的预期，因为它不符合她的道德和审美取向。但她却无法抗拒，因为情欲的力量在于它的“自发性”、“疯狂性”，它可以令人超越身份界限、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可以丧失一切理性的判断力。所以司汤达让马特尔向于连的倾诉是“我情愿抛弃自己的理智，让你来做我的主宰”。由此可见，斯宾诺莎唯理性的情欲论显然低估了情欲的作用，低估了它所带给人生命快感的意义，它并非是简单的、低级的生命冲动，是人的情感、意志的最高外在表现，深深地隐藏在每一个人生命的深处，一旦被激活便爆发为一种难以抑制的巨大激情。易在王佳芝的眼里就是一个男人，一个整日生活在孤独与恐惧之中的男人，一个把每一次的欢愉都当做最后一次而全力爆发的男人，最重要的一点：易还是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男人。他在说“穿着”“戴着”时，命令中透着不加掩饰的激赏，这一切都令王佳芝心动。六克拉的钻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镶嵌在戒指上，继而戴在王佳芝的手上的符号意义，王佳芝读懂了，所以在内心理性与情欲之间挣扎了一番之后，终于坚守住了人性却为此失去了生命(自己的、还有同伴的)，所以当钻戒再次回到易的办公桌上，此时它已被抽空了曾经有的符号意义，就真的无异于一块石头了。这的确残酷至极，是李安电影中从未有过的残酷。面对如此的残酷，人们先是不理解王佳芝，进而不理解李安。厉言厉色的批评便铺天盖地。其实明白了《天生杀人狂》，就不难明白《色·戒》。奥利弗·斯通将这部充满芜杂混乱影像的影片中最诗意镜头给了米奇和莱玛，他们把杀人当成了工作，几个星期里就杀了52人，他们的婚礼无人喝彩，当路人的嘲笑激起了莱玛的愤怒(杀人的欲望)时，米奇温柔地说：“我们今天结婚，我们今天不杀人。”为救莱玛，米奇高举双手从超市走出的情形令人感动过目不忘，是斯通赋予这对“天生杀人狂”炽热的有些灼人的爱情。他们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份爱，斯通饶他们不死，还儿女成群地幸福生活。如果斯通不会因为米奇和莱玛是“杀人狂”而剥夺了他们爱的权利，那么，李安也不会。
在理性与情欲分裂的叙事中，感到抉择之艰难的不仅是王佳芝，还有汉奸易。他以冷酷的理性选择彻底泯灭了他最后的一点人性之光，李安在以往其它的影片中并不能完全背离理性的权威，尽管理性经常是以不可违背的权威面目出现，一向温婉的个人风格和电影风格使他行事谨慎，常常于否定中有所让步，坚守中又有所屈服，但在《色·戒》里却剥去了“正统”“高尚”的遮羞布毫无保留地呈现出理性之恶的底色，对其的质疑与批判之锐意和犀利令人震撼。英国人鲍曼曾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理性的揭示使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本质——令人憎恶的另一面。在纳粹的世界里，理性就是控制、操纵这世界的利器，是它让所有面对大屠杀的人选择了自我保全的行为，即“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集中营的犹太工人的生存希望就在于源源不断的新的犹太人被运到奥斯威辛或者索比波。而“在一个理性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在易的身上，李安让人们看到了最后的人性是如何在冷静与理智的权衡中彻底陷落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色·戒》很像是一部实验电影。李安认为灵与肉的对立，即精神理智与身体欲望的冲突是永恒的，所以，他让他的人物都深陷其中，王佳芝、易、邝裕民，甚至连他自己也陷入到两难的境地。奔放的情欲常常会使人做出不合理性的举动，因为正确的行为依赖正确的理性判断而不是被欲望激情所驱使，然而更现实的情形是，作为最为激情的生命本能的情欲是非理性的，也是难于被理性所抑制的，所以在文学与生活中，情欲经常成为被理性节制和牺牲的对象，“色”是欲望，“戒”是理性。但在《色·戒》中，情欲在李安的“导演”下不再安于被节制和牺牲的地位，哪怕是面对民族大义(理性)也没有退让。然而，当被献祭的还有同伴的若干生命时，李安的价值辨析与判断也开始变得异常艰难而呈现出一种模糊和暧昧，只留一个无语的结局让人们去众说纷纭。李安在成功超越意识形态(民族情绪)之后，依然固守着适当的道德底线，对于过于理性的权衡，尤其是与道德相背离的理性终将会使人性全线沉沦，依然显现了他一贯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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