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理性与情欲：分裂的叙事下的艰难选择《色·戒》之难

作者：佚名

　　李安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话题。早就有要说一说的欲望，他的晚成与大器、他的敏感而锐意的艺术感觉、他的中西文化背景、他的数量不多但分量不轻的电影——从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到《卧虎藏龙》、《断背山》、《色·戒》，文化的大幅度挪移，题材之传统与前卫的跨越，钟情同性恋叙事，用直观的电影艺术形式展示这一题材，其惊世骇俗的程度与效应在中西方都是一样的。在西方无疑是对上帝所允诺的神圣家庭结构的彻底颠覆，而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一个极为陌生和敏感的话题，它所涉及的问题并不仅是一种畸形的性爱方式，它还意味着被中国人极为看重的子嗣没了下落，牵连出的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基础礼崩乐坏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高伟同(《喜宴》)的择友与婚姻才会受到他父母的格外重视与焦虑，得知真相后的震撼与中风都是中国人传统文化心态的真实表现。结尾的设置既是父母的宽容与让步的结果，亦是李安对传统妥协与退让的产物。因为促使父亲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他对未来孙子的珍视和夫权中心的意识，李安竟让父亲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摆平了这一极具现代意识的社会问题。显然，李安在这里回避了许多尖锐的矛盾，他将故事安放在脱离了台湾社会之外的美国一个相对封闭的华人圈内，无疑消解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他在叙事中还有意缺失了来自北京的威威的意志，在父亲一厢情愿的解决模式中我们几乎听不到威威维护个人尊严的声音。但由此却保全了李安电影的温婉从容的叙事风格。《断背山》的场景被置换到美国西部独特的环境中，而西部的不毛之地除了是生长美国精神的沃土，对美国人来说还意味着更为丰富的东西，远离尘嚣，返本归真，理想的福地，自由的疆土，或者说它就是自由的同义语。但在这片自由的疆土上，并未给杰克和恩尼斯多少宽容而是留下了“断背”之痛，影片充满了对正常人性温情的展示和极其深入的解析。
　　从《饮食男女》、《喜宴》、《卧虎藏龙》、《断背山》到《色·戒》，我们明显感到李安对于人的情欲的关注从隐到显的创作历程。如果《饮食男女》中郎雄的味觉失而复得的背后还只是隐含着情欲的由缺位到满足的变化的话。《色·戒》则是无所顾忌地展示情欲这一激情，令理性与情欲呈现出分裂的叙事，猛烈冲击了中国人偏执的道德理性与底线，进而激起中国人少有的批评欲望，单从这一点来说，李安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色·戒》改变了李安电影一向温婉的风格，而呈现出其冷静酷厉的一面，让我们惊奇然后臣服，《色·戒》无疑丰富了他作品的风格色调。
　　李安在《色·戒》中让理性与情欲尖锐地对立着、冲突着，最终必须拿生命作赌注，其激烈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理性与情欲的冲突曾经是古典主义文学的普遍主题，其目的是告诫人们个人私情随时准备让位于崇高的荣誉、责任和义务，因为非理性支配下的激情只会导致悲剧的产生，意在对人文主义所导致的人性过度解放做出有力的理性反驳。经典的《熙德》与《安德罗玛克》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理性的高贵，《熙德》的男女主人公在理性与激情的冲突中，高乃依让他们的理性(对家族、国家的责任)最终战胜了情欲而成为西方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理想人物。而《安德罗玛克》则是在显示情欲的巨大力量之后，警策人们若不加以节制而完全被这一力量所操控就会做出与国家利益相背离有违道德义务的事情，从反面证明理性的重要。在西方所有的文学思潮与流派中，没有谁能够像19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那样对情欲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与宽容。他们标榜要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文学创作，观察社会，记录事实，追求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在他们眼里人首先应是一个生物的人，因而人的思想行为难免经常被生物性所支配，人的情欲也就没有什么有违背道德之处，而是人的自然天性，对此，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表述：“食色，性也。”左拉的《为了一夜的爱》、《娜伊丝·米科莱》、《爱情的一页》具有极强的实验性，探讨“一种巨大的情欲”对人控制的力量。佣人的女儿娜伊丝明知与少爷弗雷德里克不会有结果却深陷其中无力自拔，致使她沦陷的原因就是她从中获得了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她甚至一天天计算着与弗雷德里克在一起的日子，在势不两立的父亲与情人之间，她做出了完全不同于施曼娜(《熙德》)的选择，不惜杀死父亲来保全弗雷德里克的生命，她不能让他死，因为只要“知道他还活着她心里就会感到快乐”。而且左拉所刻意秉承的客观冷静的零度写作让读者在此没有看到娜伊丝的矛盾、挣扎，而是看到一种决断和坦然。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左拉其实并不能把实证主义的冷漠态度一以贯之地进行到底，在《为了一夜的爱》中，他就让笨拙的朱立安为了一份一厢情愿的爱恋(情欲)辗转反侧痛苦相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只是朱立安，还有科隆培尔)，对情欲的盲目性、毁灭性的力量似乎不无批评之意，促人回归高贵的理性。
　　西方如此，在中国儒家理性的中庸思想和伦理观的调教下，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中，个人情欲更是被打压的首要对象。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李杨爱情悲剧所采信的“羽林军兵变说”实在是值得怀疑的，最先生疑的是杜甫，“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北征》)。一个“中”字揭穿了皇家秘史的老底。所谓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背后掩藏的不过是一场典型的理性与激情的冲突，不过是李隆基为了王权理性而舍弃了杨玉环罢了，可悲的是：李隆基为他的皇朝理性而“牺牲”了的不仅是自己的情欲，还有杨玉环的生命。金圣叹的《杜诗解》说“玄礼首建诛国忠之策，明皇不惜妃子，便杀以谢众，此等勇决，实是从来所无”。一场王朝理性与个人情欲的冲突，金圣叹从中看到了“勇决”而倍加赞赏，白居易从中体味到的是无奈与感伤，因为他在写《长恨歌》的时候，他自己就有过因屈从门第、仕途的理性而葬送爱情的惨痛经历，虽与邻家女子真挚相爱却终于“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潜别离》)所以他刻意选择了一个疑窦百出的说法开脱了李隆基，也开脱了自己。理性从古至今都太强大了、太堂皇了、太理直气壮了，情欲与其冲突只有自己挥刀白宫的份儿了，绝没有取胜的任何可能。一部《金瓶梅》似乎是小有斩获，但其结局与日本同时期(江户时代)的《好色一代男》相比，西门庆暴病而死，而将逾花甲的世之介打造“好色丸”去追逐情欲的快乐去了，还是让中国人读出了浓重的教化和警策意味。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恋爱”小说模式依然延续了理性与情欲的冲突，且毫无例外地让人物做出倾向革命的理性的选择，以强化此时文学的左翼倾向和政治色彩，虽有宣传性、概念化之嫌却再次显示了理性的力量。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观念里对情欲这种生命的激情与冲动都不无歧视之意，以理性约束情欲成为人们惯性的思维模式。
　　王佳芝决不是一个理性坚强的人，而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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