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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文本阐释与人文科学本土化
作者：张卫东
三、汉语文本阐释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两种范式隐含着两套预设和方法，而探讨文本阐释尤其是“文学文本”阐释的预设和方法，正是文学理论的基本任务。因此，无论是韦勒克还是乔纳森·卡勒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当代都无法回避以上问题，同时也都有望在汉语文献“文本化”或者汉语文本“对象化”的过程中作出贡献：追问众多汉语文本的潜在意义，质疑那些在比附式阐释中强加的意义，让汉语文本在更开阔的视域中呈现出本来面貌或多重面貌。
范式更替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方面源于经学范式的积弊，一方面也源于理论研究的薄弱。经学限于解释文义或阐发微言大义，多有文献的累积，少有问题的推进和知识的增长，即使是清代学者，其“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16}。不少学者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但似乎影响甚微。比如，顾颉刚曾指出“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辄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17}；曹伯韩断言“国学和世界一般学术还是没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库典籍，只是一堆杂乱混合的历史材料，亟待我们整理”{18}；梁启超认为，即使是全盛时代的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相比也有六大缺点，包括“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物理实学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等，而以朴学著称的清代学术，尽管“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但“综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不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19}皆道出了传统学术衰落及西学大盛的内在原因。
科学范式取代经学范式，从学科建制上看几乎是势不可挡，但人文科学的发展仍然难以摆脱经学范式的影响，理论建构的意识和能力都严重不足。在中国文学学科当中，源自西方的“反映论”和“审美论”至今仍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理论依据，“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风格流派论的两大核心概念，而诗、词、曲、赋、文等传统的文体划分方式则得以保留，由此构成的文学研究框架表面上体制完备，实则漏洞百出。而在语言学领域，套用西方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汉语，也造成了很多弊端，比如汉语语法学的繁琐，对汉字重要性的忽视。美国学者J.格雷认为，“在中国，学术上的假设和证明很少能够结合在一起”{20}，这说明中国史学乃至各门人文科学除了史料学、文献学等层次的研究之外，缺乏较高层次的、原创性的理论建构。
没有理论建构，知识就是一堆碎片。比如程裕祯主编的《中国学术通览》列举了儒学、墨学、易学、老子学、理学、朱子学、文字学、楚辞学等53种，可谓名目繁多，支离破碎。由于文本之间的关系远远重于文本与现实经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虽然科学研究始终侧重于实证，“但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把这些结果堆积到‘手册’里面，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而且对它自己并不清楚。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21}人文“科学”在中国仅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基本概念的移植和使用已经充满了含混和误会，而文学理论所隐含的革命性力量，在汉语文本阐释中尚未真正显露出来。尽管学者们对于许多极具颠覆性的西方理论早已耳熟能详，比如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但是，一旦涉及到汉语文本，这些理论却很难得到有效的运用。
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依然缺乏解释本土经验的能力，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文本阐释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在表面上，文学理论已经广泛地渗入汉语文本的阐释，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在自觉地运用各种文学理论的观念及方法。但是，这基本上属于被动乃至盲目的运用，或者说，仅仅是其他学科对文学理论的“借用”。文学理论自身还缺乏主动介入的意识，常常在汉语文本面前束手无策，甚至有回避汉语文本的倾向。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危机和沉闷局面，是逃避汉语文本阐释的必然结果。
关于“失语症”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失重”或许更为恰当。其症结不在于中国的文学理论无法对世界（西方）发言，而在于“它的论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22}，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目标都不明确。余虹所说的“文学理论的寄生性”{23}的确难以避免，但是，中国的文学理论还有另一重寄生性：它寄生于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体系当中，缺少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存在依据。迄今为止，移植西方理论是最有成效的工作，移植的目的何在？答案无外乎两个：一是构建一套更为严密、更具普适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二是指导中国文学创作。在今天看来，这两个目标都有些虚妄。尽管有学者认为文学理论应该结束单纯的模仿时期，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24}但是，何谓中国问题，如何解决，却需要大费思索。
我们看到，文学理论并不以求真为最高目标，而是以争夺话语权（向假想的西方），以获得民族文化的独特身份为目标，致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常常陷入误区。文学理论还将自己局限在“文艺学”学科当中，不敢立足于文本分析，关注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对于汉语文本阐释而言，文学理论依然是一个闯入者，而不是合法的阐释者。这种境况很容易让学者们避重就轻，转而寄望于中国古代文论，认为中国文论对于汉语文本的阐释更到位，只需要把中国文论“转换”一下就可以完成理论建构，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和不可通约性。现在，文学理论应当介入文本阐释，这一方面是为经学式的考据研究划界，一方面也是为自身积累事实依据。
一个世纪以来，汉语文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利，汉语文本很少进入文学理论的视野。学者们常常担忧，将具有西方背景的文学理论运用到古代汉语文本的阐释，有可能破坏文本的完整性。他们忘掉了一点：一般的文学史的解释，同样会破坏汉语文本的“完整性”，比如以“忧国忧民”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屈原、李白为浪漫主义做注脚，以史记、杜甫和《红楼梦》来为现实主义做注脚，诸如此类的解释，都要以破坏完整性为代价。而且，任何“史”的写作都隐含着某种“理论”，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前提的存在，文学理论才需要主动介入，刺激学科知识不断更新，以消除种种似是而非的定见。也正是由于理论的缺席，汉语文本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至今未能充分呈现出来。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文科学之文本阐释的基本预设依然显得狭隘。文学理论要获得活力，就必须打破大一统的解释模式，让各种分歧和立场暴露出来。
那么，突破口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困难在阻碍着文学理论的介入？语言障碍，文献浩繁，范式之不可通约，使得任何一个专题的研究都需要花费大量的功夫，更不要说志在打通各个领域、发现一般“规律”的文学理论研究了。穿透汉语文本，把其中的本土经验对象化、概念化，将是一项繁重、艰难的工作。但是，从整体上对汉语文本的形式特征和意义生产机制进行重新审视，是中国本土的人文科学所无法回避的一项工作，而文学理论应该率先承担这一任务，它应该站在人文科学本土化的高度来为自己定位。汉语文本的重新阐释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包括汉语文本自身所构成的“现实”，比如汉语文本的修辞特性和结构特征，正是文学理论大有可为之处。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一直在寻求范式转变或突破，而汉语文本阐释却一直为文学理论所漠视，今天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消除的盲点。当前的文学理论正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况：它实际上无法侧身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释。如果说中国的文学理论患有“失语症”的话，那也首先是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失语。文学理论为文本阐释做贡献，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突破原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将汉语文献当作“文本”，注重其建构原则，这也意味着注重那些非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因为几乎所有的汉语文本都有文学性。从汉语文本阐释入手，尤其从文本形式入手，或许可以带来双重突破：一是改变文学理论的失重状态，二是为其他人文科学的本土化进程扫清概念和观念上的障碍。唯有将被禁锢的意义释放出来，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才能产生，文学理论学科才有自救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1}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页。
{2}参见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周云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4}蒙培元《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陈少明《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学》，《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
{6}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张国刚《从历史学20世纪的遗产谈21世纪的任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8}赖特《知识之树》，陈波编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9}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3页。
{10}曹伯韩《国学常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3页、第10页、第14页。
{11}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12}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3}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
{14}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1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7}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23、130页。
{20}J.格雷《20世纪的中国史学：对其背景和发展过程的评论》，《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2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页。
{22}赵宪章、曾军《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反思——赵宪章教授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3}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24}许明《中国问题：文艺学的当代性》，《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