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学总是面对着他人
作者：施 军
我一直在怀疑文学为自我的种种主张和表现，面对汶川地震中的人性表现，对比市场中国文学对人性的表现，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文学从根本上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的，也更加激发了我想要把这样的想法说出来。
文学写作关注他人空间是一种伦理立场，也是一种审美立场，而在市场中国的文学中，人们对这样的精神立场是有所淡漠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市场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更多地看到“他人的脸”（列维斯特语）。更执著地看，文学虽有个人写作的成分，却不是利己的，而是为他人的，如果文学要负起对个人的责任，就要负起对他人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精神立场的一种伦理化表现。
在市场中国的文学写作中，一方面，不断扩张着个人经验与写作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比较偏执于个人写作的解放性质和个人生存的任意感受，常常因专注于个人空间而疏忽他人空间，于是，市场中国的文学不时呈现这样的情景：尽量强调极度的文学个人性、刻意逃避个人与历史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在不同情况下一直盛行着文学源于自我并且为自我的写作意识，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尤其是影响了20世纪70生、20世纪80生以至20世纪90生作家的写作状态，这也是个人化写作与时尚情绪宣泄的一个来源。
这样的为自我的文学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只顾自我成功和放纵的，只要写作能使人生成功和放纵，越是超常和反叛就越是文学的；另一种是迷恋自我体验和心理的：我迷恋把玩什么就写什么，越是奇特甚至畸形的就越是文学的。这两种都宣称自己为更加文学、更加人性的表现，但是，它们都没有顾及范围更大的他人的生活或者没有顾及对他人更有责任感的生活。
先在的文学总是要向晚生的文学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文学总是更值得效仿、更有前途，相反，文学总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没有人能够设计未来的文学，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越经典。经典文学经验不但告诉人们要重视自我和个人，也告诉人们：文学写作应该是对世界、历史、人性和艺术都有所了解，应该面对他人，而不是仅仅关怀个人生活和狭小自我。
个人与历史之间，不仅仅具有一种明显直接的宏大联系，还有很多深藏、隐秘、细微的精神联系。个人虽然是世界的碎片，但一切都有所关联，一切都在整一的人类历史和生存意识中，所谓个人性也被盛装在世界的整体性里无处可逃。在文学中，应该既有对个人生活细节、言语行为的描述，又有对历史某一状态的体悟；既有个人写作的生命体验，又有对人性整体的忧虑和审视，在这种情景下，才有真正的个人精神价值，这样才会产生既有个人感又有广泛性的精神体验，而不是以个人为名遮蔽的时代假相、以个人的名义抹杀其他人性价值和历史过程。
如果承认文学写作总是在历史整体中，那么，无论怎样抗辩，个人写作都无法避免与他人既个别又整体的精神联系，这种精神联系要求文学写作必须面对他人。这种面对他人的精神立场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种伦理立场，但伦理立场也常常就是具体的现实立场或者人性立场，以至于就是某种诗性立场和美学立场。无法排除的是，伦理立场是个人与文学之间的一种现实关联，也包含着个人与历史、与人性的美学关联，在从古至今的每一部重要作品里，这种关联隐藏着并被具体化，同时也敞开了个人与人类整体性进行精神联系的空间。
这种精神联系的更深入内涵是：文学写作不仅仅超越个人的安身立命而关怀他人，实际上也借此展开对写作者自己的关怀，在这种关怀中，个人已融入他人和历史。如果一个文学家试图逃出历史的宿命，不为时代和社会发言，只为自己发言，这个发言不可能是深入和独特的。因为，放弃对他人的责任感而完全单一为自己的作品难以存在。
我们总会从文学事实中发现，文学写作并不是要通过个人脱离历史和人性整体来完成的，而是要建立种种个人与他人的联系，并且是诗性联系。不论时代感还是个人性，都体现在个人与历史的联系中，找到个人与他人的联系，也就找到了更多的人与历史的联系，也会有更多人的阅读经验被融进其中。当市场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疏漏了个人与他人的精神关系时，历史就无法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地选择作家和文学。
文学家并不能完全自主地选择写作，而是与历史的精神主体一起完成写作的选择。当文学写作必须为他人着想，而不仅仅是自己喜欢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时，就有了一种为他人、为社会提供和创造生命的责任。克罗齐曾经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可能是指人的精神与任何历史都有直接关系。某种生活将个人与历史相融合，某种历史选择了文学家的选择。文学家经历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精神意识和写作选择，这种选择与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在市场中国，有一些文学写作试图简单破除个人与历史的精神关系，于是，我们看到的文学情景常常会只是我们有限的日常生活、身边生活、狭隘生活，不再是无限的历史生活。如果真的能够通过简单破除个人与历史的已有精神关系而建立一种新的精神联系，那么，这就是值得的，而个人经验以及细微事物的表达，也就能脱离文学的历史责任和人性立场。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常常是破除这种联系后的精神废墟，看不到新建立的精神空间。
由于市场中国的文学对他人大多处于哑然无语的状态，很多作品关注的是自己的世界，而不关注“他人的脸”和“他人的血”（波伏瓦语）。一种只关注自己内心而不关注他人内心的文学，难以进入为什么活着的思考领域，不可能真正关怀他人，尽管可以打着底层、平民、时尚、现实等旗号，这些旗号可能是为某种意图谋取成功的一种工具，或者只是自己为了能进行写作而找出来的名目。在这样的意义上，那些不关注内心生活而关注现实的人，与标榜关注内心生活而进行个人写作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他们自己过得怎么样。
作为市场中国的诗性精神表现，文学的个人意愿必须同时融合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表达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身份转换。市场中国的真实历史情景隐藏着一种精神命运和精神图像，文学表现出这种精神命运和图像，才能获得历史隐喻力、人性涵盖力，才能寻找到市场中国的历史情景的精神联系以及精神品质，这样的品质和联系沉淀着作家的良知、文学的独立性、理想主义的激情。
同时，人类拥有和享用共同的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以便在写作和阅读时将个人经验化入普遍人类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融入普遍人性，也是融入普遍诗性。文学的诗性力量虽然产生于个人的写作，但重要的是，个人的写作不但表述了个人的具体诗性经验，而且建立了这种经验与历史及人性的通道。个体生命被置于文学这种可能的感受空间时，既要对自我进行思考，又要创造和表现整体的人性，这就使个人可能被置于文学空间而发生意义。
虽然写作有时似乎仅仅是个人对其与世界联系的诗性敏悟和趋近，但如果写作是建立个人与世界联系的一个有效机制，那么，文学对一种生存经验就不仅仅是自我的诗性占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诗性经验中思考其与世界的联系——包括与他人的联系，其途径就是看到、聆听、体验和解释个人周边的事物，而这种精神联系可能既是诗性的，又是伦理的。
所以，不可能以诗性和审美的名义来完全彻底地否定文学的伦理性。如果我们的文学写作完全不牵扯让别的生命在伦理的精神层面受益，也就不可能让作者自己实现诗性自我或得到审美创造的快乐。对他人的生命责任和审美责任，就是对自我的责任。只有在使他人获得生命尊严和责任的同时，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诗性实现和审美快乐。个人只有在极为独特而难以被理解的思考立场上，才是孤独的，而这种孤独是具有诗性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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