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主体的命运
作者：周泉根
但“作者之死”却是个隐喻，且不限于形式主义批评领域和解构主义批评领域。它是19世纪以来一股反传统，尤其是反浪漫主义的潮流最隐秘的写真。“作者之死”真正含义至少应该有以下三种，而不能局限于巴特的理论畛域。正如巴特宣布“作家之死”一样，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作为该口号提出者巴特之死，这个理论应该属于理论本身或解读者的自由发挥的道具。如果说形式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中作家论的作家泯然于作品或作品解读话，那么此前另有两个似乎是谋杀作者的预备步骤，那就是泯然于环境和泯然于集体。
事实上，作为隐喻的“作者之死”最初的特征是泯然于外部环境，包括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能按照自己的类特性自由自觉的活动，同时人的自由必须符合客观规律，人只能在既有的基础和认识上进行活动。强调“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15}、“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而作家本质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一派的理论广为后世现实主义作家加强，譬如契诃夫说“文学家是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因此应当跟其他一切社会人士一样受社会生活外部条件的节制。”{17}作家虽然有自觉的属性但却无法超越时代天马行空，他们无法拔着自己头发上天，作家的无奈正是作家之死最初的征兆。而这一思路在行为主义、科学主义等环境决定论那得到确认。发生在文论中的便是法国的泰纳(1828-1893)。他在《英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环境包含地理因素,时代包含文化的因素,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力。加诸作家身上的“三要素”从另一角度宣判作家的渺小和无力。
如果说这“泯然于环境”论只是规定了作家的人间属性的话，那么“泯然于集体”论则是宣告作家不过是道具。T.S.艾略特（1888-1965）指出作家要表现的不是个人感情而是人类的感情，他说：“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因此诗人“须随时随地准备不断地抛弃自己”。{18}而一个成熟作家的成功的地方正是与前辈共享的全人类集体意识。他说“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18}作家就是这样消泯在传统和集体之中的。而更深刻的是把作家与作品关系颠倒的原型批评理论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他指出作家不过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代言人。他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认为《浮士德》只是一种象征，“它所代表的东西尚未认识清楚，然而却根深蒂固地存在……它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而歌德则促成了它的诞生”。{19}
三
这三种消泯作家权威的理论看似不相启发嬗续。但若置之于更辽阔绵远的文化史上去审视的话，我们便能清晰地察觉出他们的整一性。从19世纪以后看，他们正是与近代诸如“上帝死了”等形而上学危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性本能理论所导致的“人也死了”理性主体危机相呼应。弗洛伊德指出作家不过是白日梦者、不过是力比多过剩的人，就这一点上神圣的作家与理性的人类一块死于人的本能。难怪米歇尔·福柯在1964年宣读的题为《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论文中，把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称之为三个怀疑大师。
在福柯之后，杰姆逊则从后现代主义“人与语言”曾经无疑的主客关系破裂出发，历史性指出这其中的隐秘关系。他说：“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至此，我们看到一系列幻觉的破灭，从哥白尼、达尔文，到马克思、弗洛伊德，最后连人对语言的控制都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20}
如果说诸如巴特、福柯、杰姆逊等现代思想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思想史与文论史之间的关系，那么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形态、尤其是政治经济形态变迁，则为文学活动及其活动主体的本质属性变换提供了可以寻绎的现实根源。分析其现实根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作者之死”的隐秘逻辑和文化悖论。
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历经法国大革命直至20世纪美国妇女运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封建贵族特权向平民民主平权的历史发展大脉络，并最后在黑人和妇女实现选举权后完成。天才论虽然恰是在这个过程的中前期出现，却依然是以个性化的理论精神辅助着民主化平权运动。而当民主化得以完成时，天才那种反大众或疏理大众的姿态和精神便与世格格不入了。西班牙的奥尔特加就指出，大众的到来是以颠覆精英(selected minorities)为前提的。他说：“在现在的公共生活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无论是好是坏)，这就是大众的增长，他们正在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以前“大众想当然地认为少数人尽管有其缺点和短处，却比大众更多一点懂得公众问题。”而“现在大众相信它有权将法律的力量强加在咖啡馆里所产生的观念之上。我怀疑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样的阶段，大众像现在如此这般地更直接地控制社会”。“大众置法律于不顾，通过巨大的压力将自己的愿望和需求强加于人。”这是民主的悖论。“当前的特点是普通人知道自己普通，却又充满自信地宣布普通人的权利并将其强加在它想强加的一切之上。正如美国人所说：‘与众不同就是丢人现眼’。大众将一切不同的：一切优秀的、个别的、高品质的、上等的全都压垮。任何与大家不同，自认和大家不同的人，都有被消灭的危险。”落实到文学层面就是天才的作家死了，谁也不比谁高明。奥尔特加认为：“当代的作家在创作时不得不心中悬想着从来未关心过他的创作的普通读者，这样的读者如果读了作品以后真的关心起作品来，那么他不是向作者学习些什么，而是当作者与他的成见不一致时宣布他对作者的评判。”{21}这正是社会政治形态的变迁所带来的民主悖论在作家论中的延伸：崇奉个性的天才被民主化后大众消泯。而消泯的过程却是如文中第二部分所论述的那样隐晦而系统。
近代以来民主化为特征的社会政治形态变迁相呼应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为大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消费品，以此获得利润。这种政治大众化与经济工业化在精神领域的奇妙结合便是：文化工业化。事实上文化的商品属性与民主化在历史形态上惊人的吻合。作为现代社会主要文学类型的小说其实是一个近代的事件。它的出现和繁荣是基于市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同时自其出现开始就深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炸弹：商品属性。这一属性迟早要在未来合适经济社会环境中置换并主导小说的本质属性。文艺复兴时贝多芬在病危时曾把瓦尔特·斯科特所写的一本小说掷之于地并气愤地说“这个家伙写作就是为了赚钱”，同时他却以娴熟的技巧和执著的精神创作市场上拒不接受的最后一部四重奏，这就是市场与资产阶级艺术独立性对立而统一的一个极好的例子。{22}而这种拒绝与妥协的悖论发展到今天剩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接受并适应。大众文化在无声无息中施行着一种全面的文化控制，它与政治形态中的民主悖论一样“具有现代文化虚假解放的特性和反民主的性质”。{23}“在大众文化空间下，艺术想要逃避堕落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艺术面临着一个商品交换社会。在商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艺术不蜕化为商品，不蜕化为为实用目的服务，艺术家们不被整合到社会中，不丧失掉自律，将是十分困难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