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通往现实的“三重门”

作者:徐世强




  推算“80后”写作真正被接纳并声名鹊起,当是2000年以后。这很大程度上缘于韩寒出版了长篇小说《三重门》,一时社会反响强烈,“80后”创作热潮也由此而起。这一热潮的始作俑者韩寒以其锐利、深刻的思想,幽默、灵性的语言,初来乍到文坛就深深地吸引住了无数青年读者的眼球。《三重门》出版后的同年八月,作品集《零下一度》就相继问世,同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从此,韩寒以其特立独行的思维模式,自由、个性的话语体系,多元、开放的思维模式和对人生和社会个性化的思考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一时有“韩寒现象”之称。韩寒似乎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反传统的叛逆者,一个反现行教育体制的“孽子”。人们在议论韩寒的时候,总是提到这样几个关键词:新概念、教育批判和叛逆。可以说在同时代的作家当中,韩寒以其独到的“少年本位”眼光审视现实,以其独特的方式批判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又以其独具的朋克精神成为众多“80后”一代人的现实精神支点。我们可以用韩寒的成名作称之为通往现实的“三重门”。
  
  一、“少年本位”的情节构造
  
  韩寒无论是从他的处子作《三重门》还是到《零下一度》、《长安乱》、《一座城池》抑或是《光荣日》,还是随笔集《像少年啦飞驰》、《就这样飘来飘去》、《通稿2003》,“少年本位”的影子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在那些灵光闪现的作品里,韩寒表现出了每个人内心世界深处孩子般的自然和真实,他会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真实、最接近内心和事物的内质。真理往往是很简单的,韩寒作品中的语言因不故弄玄虚而简单,因简单而真实,因真实而深刻。这种特点在《通稿2003》和《三重门》中对教育、教师等问题的议论以及《毒》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孩子是一个很容易对看起来好像知道很多的人产生崇拜心理的人,可是能当教师的至少已经是成年人了,相对于小学的一班处男来说,哪怕是一个流氓,都能让这班处男肃然起敬”。而在小说《一座城池》以及《光荣日》中对现实的刻画和主人公内心的独白也都极力表现着主人公内心的“本位”,在《光荣日》中,主人公大麦在发现同伴在山洪中死去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的第一个斩获就是一具尸体……大麦一阵晕眩,看见自己同伴的尸体,第一件事情就是想上去人工呼吸,进行抢救,走近一看,连可供人工呼吸的地方都不存在了,大麦坐倒在地,久久不能站起。但他突然想起一句电影台词:为了这些死去的同志,我更要好好活着。于是,他决定把尸体埋葬了继续往前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主人公心里那种少年独有的“本位主义”被毫无掩盖地揭示出来。《长安乱》则是韩寒运用解构主义创作方法完成的另类武侠小说。这部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年代亦不详,只借中国武林两大派系少林和武当的争斗恩怨为人物活动的环境展开故事。主人公是小和尚释然,他孩子气十足,聪明伶俐而深得师父喜爱;他不习武却能躲过各种兵刃和暗器,有时还能莫名其妙地预知一些未来,这恰也符合了孩子们还幻想的特性。韩寒以其独特的视角描述了释然在他所规定的时空里的境遇、感悟以及青梅竹马的恋情。在这里,无论是对师兄妹三人制作“飞天钩”全过程的有趣描述,还是对“正点”山洞——大粪坑的神秘向往;无论是小和尚释然的形象塑造还是对武林本质的探寻,在表达和解构方面,无一不是体现着少年本位的意识,笔锋所触,令人忍俊不禁。
  所谓的“少年本位”并不是年轻人的“无知者无畏”或是单纯简单的内心流露,少年最突出的特点该是变化和认知。在思考中变化,在变化中迷失又在变化中逐渐成长,学会勇敢和不妥协。在很多时候,伪大师会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让人不知所云;而真正的大师则往往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生活化处理。韩寒在文本中所呈现着的正是一种鄙弃故弄玄虚而剥落现实遮蔽的写法,坚持内心本真的想法。在韩寒的作品中,“少年本位”的思维、视角与表达是很有趣味性的,它们新奇、怪异甚至荒诞,但新奇、怪异和荒诞也恰恰是每个少年心中最贴切的认知。
  当作为高中生的韩寒,在《三重门》中过多地反映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思考、困惑以及梦想。而作为赛车手的韩寒则在《像少年啦飞驰》中更多地表现了作家从写手到车手,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尝试过程,作品里充斥着少年内心失望、迷惘和困惑。随笔《通稿2003》则是对教育和自我的深入评判与反思,用韩寒内心的声音来诠释自己文字的意义。小说《长安乱》表达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探究、思考与尝试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心路探索。在这些作品里,韩寒以韩寒自己的立场与方式,用自己犀利、尖锐甚至刻薄的语言方式去完成思考和愤怒、激动和抗争、改变与和创造的过程,而这一切恰好是一颗少年本真的火热和激情所能给我们的最全面的呈现。
  在韩寒的作品里也写男女之情,但他的感受和表达则是一种“少年本位”的纯真之情。他可以把人物内心对纯真的怀念和向往不经意地注入到作品中,并以此来共鸣读者。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三重门》中的雨翔与苏姗的交往,《长安乱》中释然与喜乐的恋情,没有写实小说的兽欲,没有浪漫的复杂和悱恻缠绵,更没有意淫式的世俗与功利,清澈如水的流露是少年真性情,塑造的是情窦初开,两小无猜的少年情感。此特征在《长安乱》中特别突出:释然同喜乐一起下山,看着活蹦乱跳的喜乐,释然忽然生出莫名的悲哀,想像着如果喜乐突然死了,他将如何是好?韩寒是这样写道:“我想,应该挖一个洞把她埋了,然后决定,我要与她同归于尽。可是我还有事情没有完成,比如说,师父或者方丈被人杀了,我要报仇,而那人恰好和杀喜乐的是一个人,正好新仇旧恨一起了,我对着喜乐的坟头说:喜乐,等我把他们全杀了,我就自己把自己埋了。然后,幸运的是,我顺利地把他们全杀了,不幸的是,我再也找不到在那个伤心欲绝的雨夜,我究竟把喜乐埋到什么地方去了……”死亡对每个人都是恐惧的,对少年内心的冲击更是如此。韩寒在这里既没有余华对死亡血腥的刻画,也没有郭敬明《幻城》中“魔幻化”的描写,这里既有少年式的解构又有少年式情感的真实体验,我们可以体味到对“死亡”的新的诠释,有些戏谑但又不失真情的诠释。
  
  二、立体的批判模式
  
  韩寒的锐气和锋芒并没有妨碍他面对问题时的睿智和耐心。他的小说少见其他“80后”作家易现的模式化,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批判审视问题的全方位立体模式。我们以“80后”作家经常触及的教育问题为例。
  韩寒作为一名学生写手一出道似乎就在拼命地扮演着中国教育制度“掘墓者”的形象。无论是《三重门》中的林雨翔形象,还是《零下一度》、《一座城池》中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主人公的形象,都显示出韩寒从多个层面采用多种方式对教育问题深度剖析批判的能力。因为对教育问题的深刻揭示,所以有学者称韩寒的小说为“问题小说”。
  《三重门》中的主人公林雨翔可以说是韩寒的缩影,整部作品仿佛就是韩寒在向读者诉说自己的中学生活,通过剖析自己来剖析自己所处的环境。韩寒的《三重门》中表现了一种新时代苦闷、压抑和焦虑。在那群中学生的世界里我们找不到以往作家所热衷的国衰家败的苦难体验,也找不到生活出路的精神苦闷。这些新世纪青年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升学、就业压力和由此产生的个体生存焦虑,这种压力不自觉地就会转换成一种对现实的质问和对外在力量的反抗,从而最终转化为对教育制度的强烈批判。“教师不吃香而家教却十分红火,可见求授知识这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拖几十的就是低贱,而一对一的便是珍贵……同是赚钱,教师就比妓女厉害多了。妓女赚钱,是因为妓女给了对方快乐;而教师给了对方痛苦,却照样收钱,这就是家教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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