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现代人生存悖谬的寓言化象征
作者：任雅玲
的确，滕刚的作品在悖谬与荒诞中充满了哲理的闪光，他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悖谬性有着深刻的认知，他善于通过奇异的构思，运用荒诞、象征、反讽等手法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个悖谬的世界，并善于以寓言的形式将现代人的生存哲学渗透进小说创作中，他能够真实地直面现代人生存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寓言的方式写出现代人本真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上的困惑，把人生中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展现在读者眼前。他的小说常常是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荒诞、真实与奇幻的结合，因此，滕刚的作品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寓言世界，其象征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往往无必然联系，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多重性、多质性的特点，这无形中扩张了其作品的艺术张力。如滕刚的《预言》就可以从家庭教育、性教育、习俗等不同角度进行诠释，而类似这样具有多重寓意指向的作品在《个人履历表》这个集子中就有很多。在某些小说中，滕刚走得更远，他采用一些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如象征、暗示、错位、荒诞、夸张等方法，把现实生活中那些偶然的、超常规的、不可捉摸的事件和行为夸大、变形，使其陌生化，由此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种种形而上的言说，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解构与建构。
滕刚的《隐喻》就是一篇典型的寓言式小说，一个商贩专门收购临终遗言，每份10块大洋，小城的人们充满了疑惑，他们始终弄不懂商贩为什么要收购遗言？临终的人为什么要把遗言卖给他？他又怎么才能通过遗言挣到钱？然而，小说结尾，当商贩摇着那个装着遗言的拨浪鼓离开小城时，小城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晃悠晃悠的”，这一句话就道出了小说的象征意蕴，临终遗言其实就是人的隐私的象征，每个临终的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隐私，可是他们却无法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诉说，而带着这些隐私离开又是一大憾事，于是他们选择了收购遗言的商贩，人与人之间难言的隔阂在这里彰显，谁都无法进入他人的精神世界，谁都无法获得他人真正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猜疑、误解形成了人际交往间的一道鸿沟，成为人与人沟通的一道符咒。
滕刚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总悖离传统的写实原则，摆脱大众逻辑的纠缠，力求寻找新的题材、新的方式去揭示现代人精神与灵魂上的真实，并在这种真实背后挖掘出自己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在滕刚的《婚姻状况》中，张三结婚第十年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全身疼痛不止，这种疼痛反复发作，无药可治，只有妻子的按摩才能使疼痛消失，这使想和妻子离婚的张三无计可施，张三婚姻状况的这种矛盾与尴尬其实暗示的是爱情与婚姻的两难选择，正如小说结尾时写到的，张三看到妻子粗糙、苍白、青筋毕露的手想到了婚前和妻子第一次亲密接触时，妻子的手还是洁白如工艺品的，在这里，手的变化其实象征了婚姻前后的变化，在恋人眼中，对方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圣洁，可是，婚后，一切的美感与神秘都消失了，双方开始想逃避，想从婚姻中挣脱出去,但却发现他们已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无法逃脱，这里的“疼痛”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符号。
滕刚常常借助这种具有较强现实性的叙事符号来表达某种形而上的人生哲理，其大部分小说虽然荒诞，但还是基于对现实的模仿，是现实与寓言的巧妙结合，是荒诞与逻辑共存的一种悖谬。《奔丧》中的张三听说平时与自己仅是点头之交的同事柳克勤去世了，礼节性地买了被面和花圈去奔丧，可没想到的是柳克勤的家人不让他进去吊唁，因为柳克勤写了遗书，只有一句话，“我死不见张三（机械厂二分厂的张三），不收张三的东西。”这份不明原因的荒唐的遗书给张三带来了极大的尴尬，他受到了家人、同事、领导及朋友的误解和猜疑，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张三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和柳克勤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莫名其妙地遭受“世界上最大的惩罚”。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荒诞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然而，谁又能否认它的真实性呢？在生活中，像这种飞来的“冤屈”不是同样存在吗？这是对人类某种生存状态的真实再现。滕刚用这种寓言式的讲述方式暗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生活有时会荒谬得让你无所适从，可能一句话就会使你身陷荒诞境遇，让你筋疲力尽，无法自拔。滕刚把自己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理解以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读者去品味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哲学意蕴，去拷问社会与人生。
滕刚的许多小说在情节的设置上都超越了因果逻辑关系，故事荒诞怪异，人物模糊暧昧，在这一点上，滕刚与卡夫卡有相似之处，卡夫卡颠覆了传统小说“行为（使命）—困难（障碍）—困难的克服（使命的完成或矛盾的化解）”{2}这一叙事模式，他让困难的克服变得遥遥无期，让人痛不欲生，从而揭示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在滕刚的小说中，这种怪诞的叙事已形成一种风格，滕刚以悖论的哲学形式展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往日的刑法》中要被处以死刑的布兰托却突然发烧，根据法律，生病的人是不能被执行死刑的，显然，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规定，于是只好等待布兰托病愈后再处决，可是奇怪的是布兰托却一直高烧不退，是把死刑改为无期还是修改法律？改判显然是无视法律，而100年才能修改一次的法律至今才40年，布兰托要忍受60年的高烧才能等到法律的修改，到底是“人性服从法律还是法律服从人性”？人们无计可施。这种悖谬的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无数矛盾的象征，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极度的夸张与变形，当这种夸张与变形被推向极限，给读者的震撼就极为巨大。
滕刚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然而他们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悖谬之中，陷入梦幻一般奇异的遭遇之中，《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第一种版本）中张三好心好意的语言和行为先后遭到了妻子、母亲、公共汽车上的老人、朋友的误解，以至到了单位，领导让他在民主生活会上说说对公司总经理的意见，其实是换一种方式美言总经理几句，可是他不再敢发言，怕一发言会受处分，结果使单位领导反而以为他对领导有意见，于是又把他调到基层车间去了。这看似悖谬、荒诞的情节却体现了滕刚对生活观察的细致与深邃，体现了作家对人物心理真实的深刻感悟与体察。滕刚把生活中一些悖乎常理的荒诞因素经过显微化处理之后，反复强调，反而让读者感觉更为真实可信，艺术的真实往往比客观真实更具有震撼力。《阳痿》中张三和妻子为了享受做爱的浪漫与刺激，决定到宾馆开房间，可是，当他们把宾馆的房门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锁上并扣上保险，拉上窗帘之后，正准备享受做爱的浪漫时，几个手拿电筒和电棒的身材高大的人突然闯进房间，对他们一顿严厉盘查，而且拒不回答是怎么进来的，一个戴袖章的说：“我们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在这番惊吓之后，张三患上了心理性阳痿，他在做爱的时候总是担心别人会突然闯进房间。这看似荒诞的故事，实则是对生活中某些蔑视人权现象的一种批判。滕刚的《姓名》也颇为荒诞，张三被朋友请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宴会，可是到了饭店后，朋友却对他视而不见，把一位位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介绍入座后，张三这个没有职位、没有一个准确名字的小人物被晾在一边，他只好尴尬地当起了服务员，作品结尾写张三回到家里的时候，还分外感激朋友没有在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面前介绍他，使他失去尊严。也许我们会认为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样怪异的事情发生，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去分析《姓名》的内蕴，会发现它指向了现代社会的某种价值取向，作家运用夸张的手法，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在社会上的尴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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