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试论汉传佛教与中国书法的传播互动
作者：周红路 周文杰
若存情识论知解，耳里尘沙眼内华。
（《圆悟录》卷2）
杨岐宗禅师圆悟此语非常恰切地阐述了汉传佛教与中国书法之间的传播互动关系。
禅宗兴则中国画兴，禅宗衰落则中国画衰落。中国书法肇始于公元前14——11世纪（殷商之际），其表现形态为甲骨文。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十分兴盛，而佛教传入之后由于二者之间的传播互动则使古老的书法兴而又兴。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众说纷纭，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风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其中一种说法是：公元前2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纪录。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时期。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7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吸收和消化，获得了创造性地发展。公元6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在这时期，思想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其中包括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律宗、禅宗等八宗，而禅宗乃是汉传佛教的代表。是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生相融的产物。
人类的发展，有了精神创造。这精神创造，首先用来改造自然，同时用来改造自己。于是，改造人类自己的活动——艺术诞生了。有人说，书法是线的艺术。那么，当人在画出第一条线时，不是用来从事改造自然的劳动，线的艺术便诞生了。这线的艺术，便是人类为改造自身的精神创造的产品。线的艺术先于文字，但当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所创造的、始于象形的文字出现以后，线的艺术获得了最为成功地发展。这就是书法。书法靠一种不断约束自己，并创造自己的规范，把人类自己富有思维与理智的精神创造活动，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同时，又在不断创造此前没有的“自己”，即创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书法的技艺是如此的玄妙莫测，有时候，一点一画，使你终生追求而不得。而书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识、情感的艺术创造部分，绚丽非凡，魅力无穷，一点一画，会使你顶礼膜拜，陶醉终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书法艺术的世界性，便存在于创造和运用它的我们先民们遥远的艺术创造史和这种创造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并非能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们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当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民族的精神、意识、情感与心灵，我们民族如此惊人的创造能力与技艺，理解到人类在改造自身时那么多美好的追求。线的艺术——书法，在这一点上，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单纯、也最高的人的真实。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以后，对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书法艺术对佛教的传播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佛门对书法是重视的，如《瑜伽师地论》将书法与音乐并列在“十二工业明处”之中；《杂阿含经》把书法、美术和绘画并列在“工巧业处”之内；《释迦罗越经》中，佛陀教导做父母的，教育子女应该“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著名律宗大德弘一法师云：“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也。” 等等。许多佛教典籍中都明示书写佛经、受持读诵、广为传播，有极大的功德。如《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云：“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等等，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多出家僧人及在家居士都乐意于用佛教书法弘扬传播佛教。
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依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和抄经，在印刷术不是十分发达的古代，写经和抄经对传播佛教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抄写佛经的人，大多数都是虔诚信仰佛教的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有帝王、官吏、宫人、士大夫、平民等等。有的为弘扬传播佛法写经；有的为赐赠，为皇家御府收藏，或为奉诏写经；有的为祈福、报恩、布施、或为超度亡人写经；有的写经置佛塔中保存；有的或为寺庙或专门写经等等。出于对佛法的虔诚和对佛经的崇敬，所抄写的佛经书体呈现出熟练、持重、严谨、自然的风格面貌。
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佛经圆融精妙的思想、精美优雅的语言文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乃至帝王将相等抄写流传佛典。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现代中均有不少写经和抄经的书法名作。如王羲之书《佛遗教经》；唐李邕书《维摩诘所说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心经》等；智永禅师书《千字文》；南唐后主李煜书《心经》；苏轼书《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楞伽经》、《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柳闳书《楞严经》；苏过书《金光明经》；宋高宗书《金刚经》、《心经》；赵孟頫书《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金刚经》、《心经》、《大悲咒》、《往生咒》等；欧阳渐书《心经》；溥心畲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典；弘一大师书《华严经》、《心经》等等。
由于抄写佛经在传播和弘扬佛法方面有着不受场地、财物等限制的优势，同时抄写经典的人也积累很大的功德福报，实为自利利人的善举，因此，历史上不少很有名望的高僧大德都很提倡抄写佛教经典，一些书法上造诣很高的大德还尽心尽力地向信众们进行书法艺术上的教育，提高抄经者的书写水平。如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梁陈隋间著名高僧释智永禅师，书法造诣极深。如苏东坡把智永书法比于陶渊明诗，云：“永禅师，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渊明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清梁巘《评书帖》云：“晋人后，智永圆劲秀拔，蕴藉浑穆，其去右军，如颜之于孔。”智永禅师以惊人的毅力，运用王家古法，闭关多年，书写“千字文”八百余本，成为广大寺僧信众们习字抄经的范本，使抄经更具有书法艺术作品的风格，并使抄经活动更广泛地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更为世人推崇和欣赏。唐、宋、元、明、清直至今日各代书法家莫不习临永禅师帖，无不认为永禅师的《千字文》是古今学书者的最佳范本。而其所发“永字八法”之旨趣，为隋唐学者宗匠，后人对书道笔法的完备，是在“八法”基础上完成的。抄写佛教经典的活动，不仅为传播佛教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佛教信众们希望能用一种不易毁灭的载体来保存传播佛教经典；而“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所以佛教信众们才以佛经刻石。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北齐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藏，閟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法嘱咐，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公元615年，也就是北周武帝死后37年，静琬在房山的白带山下发愿刻造石经。从《涅槃经》到《华严经》，他一帙接一帙刻下去，刻完一批就悄悄埋藏在洞里。白带山外人世间的沧桑之变，对他看来只是花开叶落，寻常之事，何必感慨欷歔，他只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保存传播佛教典籍，利益世人的弘扬佛法的事业：“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慧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慧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其语浸透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实足感人。静琬之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继承了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再以后，房山石经成为轰动幽燕十六州的盛事，历朝历代赞助者踊跃非常。房山石经从隋代静琬法师创刻之后，历经唐、辽、金、元、明，连续一千多年，不断镌刻佛经。至今所存经石共一万五千余块，所刻佛经一千多部，经石立起来可排成25华里长，实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人类文明宝库中稀有珍贵的文化遗产，堪与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相媲美。它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是研究我国从隋至明这一千多年的书法风格变迁史的宝贵资料。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纸介本已失传，以此为底本的石刻本就成了稀世之宝，它比《高丽藏》和日本的《大正藏》更为准确，国际学术界和佛教界纷纷向房山投来欣羡的目光。前些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也是以房山石刻《契丹藏》作为重要校本。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有如火中凤凰，一次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原因在于有中国人如此珍贵自己的文化，哪怕是点燃自己也要保证中华文明的菁华薪火相传，造福后世，房山的一万五千余块石经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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