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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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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mor 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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