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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我正站在多数纽约人熟知的医院——市立医院——前方。不少人认为它是这座大都市中最有名的医疗机构之一。它拥有第一流和最昂贵的最新设备，医生也是经过高度筛选的，而且据说都是顶尖极的。然而这家医生到底有多棒，真的有那么棒吗？棒得可以把你的生命或是你子女的生命托付给它吗？” 　　凯特·福莱斯特坐在她不太大的起居室里，一股无名的怒火逐渐在心中升起。 　　在特朗布尔—德鲁门德—贝思斯律师事务所的一间办公室里，斯考特·凡·克里夫和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也在观看着电视。斯考特的两眼紧紧盯着荧光屏。特朗布尔则时而看一眼电视画面，时而瞟一眼斯考特的反应，后者棱角突出的脸上的怒容变得愈发明显。 　　盖伦特的叙说在继续着，画面却从市立医院转换到矗立在华尔街的施托伊弗桑特大厦。镜头再次落到站在大厦前的盖伦特身上。 　　“在此前拍摄的一组镜头中，我站在曼哈顿大厦林立的一座塔楼前——气势不凡的施托伊弗桑特大厦。它是金融世界的一座丰碑。能步入这座有钱有势的人的领地的可谓寥若晨星，我之所以马上能走进去，只是为了去见其名字使这座玻璃幕墙大增光彩的人。” 　　盖伦特转身朝大厦门口走去，画面切换到一扇装潢华贵的橡木门上，上面用不锈钢醒目的刻着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门按照拍摄指示自动开启，摄像机随之而入，这时又传出盖伦特的声音：“现在让我们面对面地直接与传奇式的人物、闻名迩遐的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见面。听一听一位父亲与市立医院打交道时遇到的悲剧性故事。” 　　镜头投向坐在一张巨大写字台后面的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身上，写字台上最显明的摆设是他女儿的一张照片。房间主人个头很高，肌肉发达，下巴有力而宽大，他红润的脸色透露出他常长时间在水上娱乐消遣，其爱好是驾驶一艘大帆船参加跨洋比赛。他身后是一片玻璃墙，墙外是浩淼的纽约港，那景致有如从直升机里看上去一样。施托伊弗桑特的形象和其所处的宽大空间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权势的威力。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盖伦特开始提问，“你的女儿克劳迪亚一般是不会被送进一家市立医院急诊科的，是不是？” 　　“我想人们会认为施托伊弗桑特家的人生病的话，会有一群收费昂贵的医生整日整夜地守着。出事的那天夜里，碰巧我们的家庭医生离开纽约去参加一个医疗会议了。但这并不能成为我惟一的女儿必遭厄运的借口。”施托伊弗桑特情绪激昂起来。“你花十九年养大一个孩子，他们却在一晚上，不到一个晚上就断送了她的性命。谋杀，简直是谋杀！”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说这话，是不是指市立医院的员工有预谋地杀死了你的女儿？” 　　“有预谋？不，但我要让他们负责。他们把我女儿交给一个女医生处置……一个姓福莱斯特的女医生，我想她的名字叫……”他佯装思索了一下，然后似乎想了起来。“对，叫凯特·福莱斯特。如果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是因为我想让她永远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轮廓分明的面庞，紧缩的下颔，充满复仇的灰色眼睛以及坐着的姿态透露出他的仇恨。 　　独处起居室的凯特·福莱斯特听见此人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同时她感到受到了伤害，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转身到电话机旁，查找一张斯考特·凡·克里夫将其电话号码写在上面的纸条。她按键时，又被施托伊弗桑特的一通言论打断。 　　“要是连我的女儿在市立医院都得到这样的下场，他们是怎么对待这座城市其他人的就可想而知了，”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他们已查出你女儿的死因了吗？”盖伦特问。 　　“没有，得等验尸完了才行，”施托伊弗桑特答道。你简直想像不出，盖伦特先生，当一个父亲想像着他天真无邪女儿的僵尸裸露地躺在验尸官的办公室里，等待着陌生的手将她切开查找死因，他内心有多么痛苦和悲伤。人死了还要遭受这样的摧残。一想到治疗时稍加留意就不会是这样，就更令人痛心疾首。 　　“先生，对事情的原委尚没掌握更多的情况，你觉得这样说公平吗？”盖伦特激将对方，同时尽力摆出注重事实的模样。 　　“公平？”施托伊弗桑特反驳道。“公平？这件事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只是胃部不适，在一个市立医院治了几个小时就丧失了生命，今天早上我的律师还对我说法律里有一句拉丁语，意思是事件本身就能说话，根本不需任何证据。他们说这句话最适合这个治疗不当案件。” 　　“照你这么说，先生，你是不是打算提出治疗不当的指控？” 　　“这是让这个城市的所有医院为自己的责任承担后果的惟一办法！告他们。让他们知道失职是要付出代价的。傲慢也一样。那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既失职又傲慢，”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你的意思是，也要告她？”盖伦特问。 　　“告她算轻的，”施托伊弗桑特说。 　　“先生，我能问问更严厉的惩罚是什么吗？”盖伦特问。 　　“治疗不当官司通常要打上几年，而我却要让它立竿见影！” 　　“怎么讲？”盖伦特问。 　　“我要让那个女人从今以后休想在这个城市、这个州和任何地方行医！”施托伊弗桑特厉声说。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盖伦特问。 　　“我问过我的律师，将一个无能而危险的医生从医疗圈子里撵走需经过什么步骤？他们说是这样：先在州卫生署长面前上诉。然后由职业医学行为办公室审理整个事情的经过。一旦把所有实据交给他们，我担保他们会吊销那个女人的行医执照。” 　　盖伦特希望再从对方嘴里引出一条更具新闻价值的信息，便问：“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假如你的指控最后被判事实不成立，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反响？法律上的反响？” 　　“你指打官司？”施托伊弗桑特问。 　　“别人告你，说你损坏那个医生的名誉。根据你众所周知的财富，很可能会赔上几百万美元。” 　　施托伊弗桑特轻蔑地哼了一声：“她有胆子告我？我的律师可以在法庭里纠缠她一辈子。她那样对待我的女儿，蔑视我妻子，我非得给她点儿颜色看看！” 　　“谢谢，先生，”盖伦特说，心里洋洋得意，自信其他几个电视频道的对手必将援引他的部分采访，而且都得打出他的名字。 　　采访一结束，凯特就拨通了斯考特·凡·克里夫的电话。 　　凡·克里夫正思忖着采访的效果，因此说话的声音有些淡然：“喂，哪位——？” 　　“是我，凯特·福莱斯特医生，杀害病人的凶手。” 　　“噢，你看电视了，”凡·克里夫说。 　　“是的，我看了。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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