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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天哪,这实在是医学中令人颇为费解的奥妙。只要遗漏或忽略一个环节,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说。

  “正如一个医生没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能确诊一样,”凯特说。

  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往旁边一推,起身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踱起步来。倏地,他朝凯特转过身。

  “有一个事实可以使其他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环节成为不必要。就是那个怀孕化验。”

  “是的,”凯特忧郁地表示同意。“那个怀孕化验。”

  “为什么你的结果是阴性的,而验尸官却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问。

  “任何一个医学化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凯特说。

  凡·克里夫边想边大声说:“不久我就得走进法庭或州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辩辞是:‘我的当事人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没错,但不准确的化验结果迷惑了她的诊断,因为任何医疗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说法不能说服人。”

  “我想做B超证实化验结果,”凯特争辩说,“但当时没有能胜任的技师。你必须了解我们在急诊科工作的条件。马不停蹄无休止的干活,拥挤的空间,检查室短缺,有时只能在走廊里让病人躺在担架上治疗。进来的病人接连不断,医生的时间永远不够,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力而为的。”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承认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责的态度俨然是原告律师。

  “承认?”凯特迷惘地问。

  “你实际上在说,由于医院的条件,你没能很好地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不对,我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凯特反驳说。

  “你对她是‘尽力而为’,”凡·克里夫说。“这等于说不是最好的治疗,甚至连比较好的治疗都够不上。只是在困难条件下你尽力而为罢了。‘困难条件’成为不了无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险公司能在这场治疗不当官司中为你辩护,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座。”

  “可听证会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学医,两年做实习医生,为行医生涯做准备,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标。我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就主动去当地医院帮忙,梦想着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总不能就……我是说,他们总不能……”蓦地,凯特又换了一副坚定的口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毁掉我的前程!”

  “我会尽力帮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说。但又坦诚地补了一句:“但我不能许诺,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走进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时,满怀希望他们能保护她,不致让一场官司将她的前程毁于一旦。然而离开时恐惧的心理反而更加剧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内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说出来的还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坚定的表情对他震动很大,透着她一生献身于医学的坚韧信念。然而正是这一信念反倒加剧了他的担忧。

  我决不能让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决不能让听证会开成。肯定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发生。一定有办法,他暗自对自己说。一定有某种达到满意结果的办法,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后果严重的案子来说,实在不能仅凭运气,因为它又脆弱又难以琢磨。

  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仍搜肠刮肚地思索着解决办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无误的。他绝对喜欢与一个像凯特·福莱斯特这样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轻女人约会,但并不是以律师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层。出租车已开到房子门口,斯考特却对司机说:“去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司机愤愤地掉过头来。“那得穿过中央公园,在西区呢。”

  “我知道。市立医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还是怎么着?”司机问。“近处有好多医院呢。”

  “我没病,好奇。”

  “没病,好奇?”司机不耐烦地学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远是上帝。就算是个疯子也是上帝,市立医院。”

  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

  “我几分钟就出来,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说。

  “我说,好奇先生,你最好现在付钱。如果你溜进去,保不准能不能活着出来。尤其是栽在那个女医生手里。她的事儿我可听说过。”

  斯考特一时怒起,想回敬他几句,但却什么也没说。他付了车钱,付小费时比平时少给了点儿,然后走进急诊科。

  他在前台等了一会儿,见一位护士正与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和她生病的孩子周旋。他从护士身边溜过去,步入走廊。她看见靠墙的担架车上躺着两个病人。一个吊着点滴瓶正在输液,另一个疼痛地扭曲着身体,不住呻吟着。走廊里嘈杂声一片,孩子的哭声、父母用各种语言进行的争吵声、护士和医辅人员索要各种器械的喊叫声、两名值夜班医生的吩咐声,纷乱刺耳地交织在一起。

  他从每一间敞开的检查和治疗室门前走过。每一间里面都有人。有些病人在等着看病,有些则正接受治疗。护士们从每个房间里出出进进,查看着病人的情况。

  等到斯考特·凡·克里夫被保安托尔森撞上,被强行勒令离开时,他已证实了他当事人对他说的话。夜里的急诊科不亚于一座疯人院,只不过是有些秩序的疯人院罢了。多数病人的确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或是被送回家,或是安全地转送到其他科室,这一切似乎是个奇迹。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并未因袒护自己的行为而夸大其辞。然而即使如此,斯考特·凡·克里夫仍暂时想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战略,以避免打官司或举行听证会,从而消除福莱斯特被吊销从医执照之虞。

  验尸官宣布的关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解剖报告在其他地方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第二天上午,特朗布尔—德拉芒德—贝恩斯律师事务所在会议厅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举足轻重,所以三位合伙人都出席了,在座的还有卡明斯医生和市立医院董事会主席马科斯·诺顿。斯考特·凡·克里夫也被邀请参加。

  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以一句简单、不太有法律味道的话先发了言:“先生们,我们现在可是大难临头了。”

  “这还用说,”医院董事会主席诺顿阴沉着脸说。“那个验尸官的报告简直是毁灭性的一击。我的话可不是玩笑。它让我们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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