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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我们在那里不知干什么好。我们吃东西。我强迫您吃东西，我用小汤匙喂您吃。您吃着，您还有力气吃东西。有时，您从我手里接过小汤匙喂我。您喂我吃东西的动作就像在玩，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好像您说您跟我一样，我们俩很像，像两个孩子。死神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在玩，一直在玩，从“80年夏”开始，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了。“你寄给我的所有那些信”，您想起来了，“那些信我都留着。我用那些信写了一本书《扬·安德烈亚－斯坦纳》。布列塔尼的犹太人，我就是这样叫您的。是我这样对您说的。”是的，吃吧！吃吧！必须吃饭。“不。”您推开餐具，叠起餐巾。您来来回回叠了几十回。我继续吃着。您只玩餐巾，摊开，把手放在上面，好像要把它熨平一样，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餐巾一折为四。我说：“别玩餐巾了。很烦。”您看着我，说：“您不知道，我总是对颜色感兴趣。我太喜欢这种红色了。”您继续玩餐巾，摊开又叠好，叠好又摊开。看餐巾的颜色，别的都不重要。红色。弄清楚它是怎么存在的。 　　是的，我们在那里等待。时间流逝。每天都像是偷生。又活了一天。我每星期给您洗一次澡。我把您抱到浴缸里。您大叫：“您是不是想把我杀死？您就是这样杀老妇人的。”您泡在水中。我擦着您的背、您的胸、您的臀部、您的脚，我给您洗头发。您叫道：“杀人犯，我早知道我会被您杀死。”我继续给您洗着，一句话都不说。我碰到了您的皮肤，您瘦瘦的，就像湄公河边的那个女孩一样瘦。中国北方的那个年轻的情人看见并且爱上了那个女孩。我把您抱出水面。您说：“我冷死了，我快冻死了，一点不骗您。”我迅速擦干了您的全身。我给您穿上一件长袖汗衫，一起到您房间里去，给您吹干头发。您很喜欢吹头发。您站在壁炉前，对着大镜子照自己的脸。您很喜欢浴后这么休息一会儿。接着，我给您洒了一点花露水。您搓着手，说：“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这种花露水。这东西一定是您的。” 　　最后一个澡，最后一餐饭，最后一个微笑，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我们事先知道哪天要死，知道一切都有可能随时停止，不，不会的，我们活着。我们濒临死亡，但我们还活着，我们生活在一起。肉体还在，互相接触，有时还互相抚摸。晚上，我们互相抚摸着脸，想认出什么东西，抓住什么东西。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想再写些什么东西。也许吧！谁也不知道。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就当一切都好。好像时间不会停止，必须勇往直前，全身心投入，不要弄虚作假，体验一种激情，一种爱情。因为它很快就要停止；因为它不会停止；因为我在写您，这还没完；因为我在跟您讲述发生了什么事。 　　那场爱情确实还没有过去。它还在，凝固在那儿，没有名称。关于它，我什么都不说，我不知道。那是您一手创造出来的。事情还没发生，我就知道那是真的。但愿一切都是真的，以及您和我。我不知道这怎么说，但您知道。因为您每天都在写，都在寻找那个词。不单是那个词，而是那个词前后的别的东西。在我无声之词的窟窿里面寻找。我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因为您也说过，我也说过；因为我们今天还在写。一如既往。第一次，在这之前的第一个字。 　　我无法把您的姓“杜拉斯”与您的存在、与您、与您的身体分开。从此以后，只剩下这个姓，举世闻名的姓：杜拉斯。这三个字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书名和您写的一切文字，也包含了署名为“杜拉斯”的那个女人。这是作者的名字。它印在封面的上方，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个姓译成外语还叫“杜拉斯”，到处都一样。这个姓单独成了普通名词，被读她的书和不读她的书的人，甚至被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的人们广泛使用。它毁誉参半，被人妒忌，遭人诬陷，受人虐待，似乎一钱不值。这个名字可爱而被人爱。它不属于哪个人。它属于大家，属于读她书的人，属于第一次读《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兴高采烈地喝康巴利酒的那些年轻的读者。它也属于别的人，属于读不懂她的书和没读过她的书的人。没读过她的书，离得远远的，这也没关系。因为杜拉斯的名字已经写下来了。全世界到处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只要打听一下这个名字，只需买一本书。书上有她的名字。谁想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字。它不可能被人忘记。不，不可能被人忘记的。我的名字，扬，也不可能被人忘记。决不可能，它已经被您永远地写进书中了。即便不叫这个名字，它也不会消失。 　　今天，您的身体已经消失三年了。没有躯体了。事实上，自1996年3月3日以后就没有躯体了。在那个星期天，您的躯体很快就被送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太平间里去了。我不想再见到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也不想让任何人见到您已经死去的躯体。那就像是一种耻辱。不要这样让您暴露在别人眼前，暴露在世人眼前。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您的躯体就已经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寓所。圣伯努瓦路空空荡荡的，平台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一辆灰色的救护车把您运到巴蒂尼奥勒大道的殡葬间。您乘车穿过巴黎，没有我。我留在家里。应该发出通知，应该告诉大家您死了，说3月3日的这个星期天，上午八点，杜拉斯死于巴黎。我将宣布这一消息。我做了。我告诉法国新闻社：杜拉斯死了。法新社向杰洛姆·兰东1核实这一消息，说不定是开玩笑呢！我说没错，您的确死了。几小时以前死的。这是真的。我们可以宣布：全世界再也不会有署名为杜拉斯的新书出版了，再也不会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殓房看您。您穿着我前一天带给殡仪馆的衣服。您穿着那件墨绿色大衣，那是您自己做的，布料是在旺多姆广场买的。是《情人》出版后您的出版人送给您的。 　　“您知道我是谁，我不付钱。这是我的出版人杰洛姆·兰东送给我的礼物，您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不付钱。您把发票寄去。扬，给他地址。” 　　那天，您在旺多姆广场的那家商店里买了三块布料，准备给自己做几件大衣。您说：“我不会感到难为情的。我跟他说买两块，但我现在要买三块。您选一块红色的，草莓压碎的那种颜色；一块驼毛色的，一块墨绿色的，车厢的那种颜色。” 　　您躺在那里，脸淡淡地化了妆，涂了口红。您很正常。我没发现您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像您在住院。我坐下来，等待。什么都不想。我在那儿等着，就像个傻瓜。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无事可干。一切就绪。3月7日，星期四，下午三点，将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向您告别。然后，您将去蒙帕纳斯公墓。殡仪馆的人说，您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就在路边，靠近主干道，进门后靠左，在门的另一侧，萨特和波伏瓦也葬在那里。您想，那是个多好的地方。 　　我站在您面前，等待着。您再也不说话了，眼睛不再看东西。我看着您的脸，不敢碰它。我不想碰到您冰冷的皮肤，我不能够。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不能碰您。这个已经死亡、冰冷、僵硬的躯体，穿着墨绿色的大衣和浅色的皮鞋。那双鞋是在马勒泽布大道的“金鞋”鞋店里买的。那天，您买了两双鞋。那是在夏天，我们要去特鲁维尔。您说：“我没鞋穿了，得去买鞋。”我们去了“金鞋”鞋店。您给我买了一双凉鞋。漂亮极了。“我说，在特鲁维尔，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鞋。”女售货员让您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我们对那几双鞋感到很满意。 　　我看着您。 　　我看着面前这张闭着眼睛的脸。它没有睡，它没有死。然而，它死了，的确死了。我无法拥抱您。所以，您真的是死了。 　　星期四上午，从殓房出发去圣日耳曼教堂。您在浅色的木棺中。我想我还记得里面铺着一块白布。您的头枕着一个白色的小垫子，一块白床单遮住了一切，只露出脸。我还能看得见您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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