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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我现在觉得，真正的永别并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应该早几天。那时，您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但情况稳定，料不到您这么快、这么迅速就会死。那是在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坐在您的床沿上，您躺着。我们说着话。您在说。我忘了您说了些什么。后来，您抚摸着我的胳膊、我的肩膀，还抚摸我的脸。摸了好多次，我并不感到奇怪。一段时间以来，您经常这样。那天晚上，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您抚摸得很有力，摸我的脸。这已经不是抚摸了，不。您的手好像在给我的脸造型，好像您在造我的脸，画我的脸，好像您想看看我的脸有多大，想突然把它造出来一样。您把我弄痛了，我对您说了。我说我的脸要被您弄破了。您没有回答。您好像在说：“又来了，他什么都不明白。”您继续揉我的脸，用手揉，想看看我的头有多大。您已经想起我来了，不再失去我，不再昏迷。您和我在这张脸上重逢了，因为在您身边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有可能是别人，但情况不是这样。是我，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是这样。我让您揉。您揉得越来越快，您好像在给我洗脸，用海绵给我洗脸。我的脸成了一块面团，任您捏，任您揉。我没有制止您。后来，您停住了。也许累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您的手最后一次这样摸我，这是最后一次您这样用力碰我，好像想把这张脸带走，让它与您一同消失，与您的脸一同消失，消失在人们将把您放入的棺材中。不，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了。是的，我知道您快要死了。但既然您活着，既然您还这样抚摸着我的脸，我想您就不会死了。死神远离了。您没有虚弱到那种程度。您能吃能走，站得很稳，跟我说话。事实上，一切都很好，您不会死。您不可能死。 　　然而，我又知道您极有可能死。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您活不长了。那天晚上的那种抚摸，的确是最后一次了。我当时不可能知道。您呢？您当时知道吗？您说：“会好的，别担心，会好的。没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这是一种和蔼亲切的说法，是想把我留下，想再跟我在一起，想最后再爱一次？这是一种感激，想让我和您一起死，让我的脸就这样被您的手所摧残？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不能这样说。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但您不能再作证了，因为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您死于法国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了。死在您的床上。死在您写了那么多作品的房间里的床上。从1980年夏天起，我就跟您呆在那个房间里。从此，这个房间消失了，解体了，重修了，重新刷过了。住了其他人，诞生了别的故事、别的疯狂、别的生活。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都不在那个房间里了。搬出去了。您去了埃德加－吉内大道三号，我去了圣伯努瓦路的另一个房间，另一个门牌。一个白色的房间。一个带床的房间。一个您不会再来的房间。一个您给我的房间。从此，我得忍受这个房间。没有您。因为您死了，您不在了。因为那个写作的房间消失了。 　　12 　　您知道，不，这您不知道。我告诉您吧：1998年11月16日，我回到了蒙帕纳斯公墓。我可以重新去那儿，看那块白色的墓石了。我可以重新读那个名、那个姓和那个日期了。我发觉那块白色的墓石旧了，颜色脏了，经历了不少风吹雨淋日晒。有人来献过花，都烂在那里了。墓石已经变旧，您在那儿，被封在那儿已经很久很久了。人们只看见您的名字，您的身体正在消失，完全腐烂了。 　　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 　　只有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我明白，我可以不流泪、不忧伤地来到这里了。我可以在小道中行走。闻着椴树的味道。我可以看到别的名字。 　　我拿掉枯萎的花朵，扔掉旧花盆，让您的名字永远露出来。他们不知道不该用花遮住名字。这样很碍事，这样是不行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好啦，问题不大。放上鲜花、小卵石、地铁票、糖果、纸头、蜡烛，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行为。我让它们全都留在那儿。后来，有几次我把它们清走了。统统地扔进了垃圾筒。我希望墓石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名字，您的笔名，那个与雏菊相同的名字。那些装饰，那些破玩意儿都没必要。 　　然而，我有时也听之任之。这是先人古老而幼稚的传统。一天，我买了三盆雏菊，把它们放在刻着您名字的墓石上，紧挨着您的名字。我露出微笑，说：“既有名字，又有鲜花。”这没必要。但我有时希望那块白色的墓石上有无数鲜花，摆满鲜花。希望这个墓，您的墓最漂亮、鲜花最多、最让人喜爱。不，我不这样做。决不这样做。就此一次，放三盆花。以后再也不放了。 　　我在公墓中兜圈，读着墓石上的名字和日期，那两个日期，出生日期和去世日期。我看着所有的墓、所有的碑、所有的名字和我所不了解的种种忧伤。我看着所有那些也被埋葬的死人和所有那些在公墓四周、在城里来来往往的活人。他们相爱、微笑，或痛苦，生活如此艰难，每天早上艰难地起床。“他们一生中干些什么？”我问您。“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等待死亡的那一天，也许这是一种痛苦。”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城里，在蒙帕纳斯区的“罗斯比”、“塞莱克”酒吧或更远一些的丁香园大道喝酒。晚上，一杯酒，听钢琴，听那首旧歌《我的路》，然后再喝一杯。他们活着，并没有死，没有忧伤，见一个爱一个，微笑，大笑，说话。这就是生活。他们还活着，在唱《我的路》。他们还没有死。根本没有死。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区别。无法消除。就这么简单。第二天，必须起床，不能再那样做了。不能再那样喝了，不，这太难了，这无济于事。只能更可怜。后来，当然，又坚持不住了，回到了酒吧，与男侍应聊天。那些穿着白色上衣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只需几句话。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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