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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我在蒙帕纳斯的那个花园的小道上散步。以后,我可以这样做了,想您或不想您,这看情况。我走的总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步伐。我走着,重新抬起头。我走得更舒服了,呼吸得更舒畅了。我在外面走着。我不哭了,不哭。没有您,我成了另外一个人。您仍然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在给您写信,因为我也能这样做了。

  我离开封闭的公墓,来到城中。我不坐出租车,我可以独自在城里走着,沿着塞纳河,一边走到夏乐宫。有时,我也走进帕西公墓,在里面转转。那里面也是秩序井然,一切都井井有条。有的坟墓花哨、富丽,有的坟墓简朴。名字、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无名的巨墓。每次总会看到一个新名字,想起这个已被遗忘的名字,因为我就是去那里找这个名字的。是的,我回巴黎后就干这些事,一大早在大街小巷里散步。我开始远离公墓了,在周围来来往往,越走越远,然后又回到那里。我没法不这样做。我监守着、看守着那个名字。

  后来,1999年初,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我可以这样做了,走进那条路,呆在那个现在已刷成白色的房间里。我甚至让人把梁也刷成了白色。头顶再也没有那种阴暗的颜色了,这多让人高兴啊!我在圣伯努瓦路睡了第一个晚上,然后是第二个晚上,后来我就留下来了。行了,我可以在那里住下来了,在您给我的那个房间里住下来了。我又可以去花神咖啡馆了。“好久没有见您了。”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应们说。是的,好久了,三年了。这算不了什么。需要这么久,需要这空虚的、意识不到的时间。什么都不干,不说话,尤其不谈论您,对谁都不谈。我无法说出您的名字,不能说,对谁都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愿听见。但愿谁都不要说话。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像我还想把您关在屋里,和我在一起,让那种日子持续下去;好像我想到那个洞穴里去找您,找个有效的、不痛苦的方式自杀。但我没那么做。我一瓶一瓶地喝酒,一天抽三包烟,什么事都不做,人变得越来越迟钝,就像躺在床上的一棵白菜。我越来越胖。身体发胖了,越来越胖,胖得让人害怕。光阴流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这种状况就会结束的,因为我要死了。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我并没有死,您看,我并没有死,因为我今天还活着。我把这整个故事,我的故事和您的故事都写下来寄给您。多么神奇的故事啊!

  这并没完。为什么?您是谁?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提。我对您知道些什么?您对我又知道些什么?那是什么,1980年夏天之后您我之间发生的故事,以及在这之前,寄走的那些信,几百封信?“您的那些信,我全留下来了。有一些写得非常好。”几年后,您这样说。您以这些信为题材写了一本书,您把这本书取名为《扬·安德烈亚-斯坦纳》。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公开的,是您把这个故事公开的,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故事。简单而又平常,大家都看,一直都看,世界各地的人都看。什么“我爱您”呀,“我喜欢您”呀。这是怎么回事?总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真事。就这些。应该生活,也应该撒谎、写书、相爱、爱。“爱对方的什么?”我这样问您。

  “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词都用光了。无法再说。几乎写不下去了。难以继续。是的,是这样,我停了下来,然而,在沉默四周,在沉默与沉默之间还有词。我给您写了几个字,我继续给您写了一封信,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您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我很高兴,是的,是这样。就像一种幸福。我可以这样说。

  1999年3月8日,我让人在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为您举行了一场弥撒。我想这样做。为了我自己。回到那个地方,回到教堂那个空荡荡的地方。三年前,您最后一次来到那里,被放进那具浅色的木棺材。

  您躺在棺材里,您的脸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我不敢碰它。可我想碰。您已无能为力。这对您,对上帝,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只有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碰您,尽管我觉得这没有坏处。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不,别以为真的是这样。我根据一种我并不完全了解的真实需要行事。否则就不会去公墓拜访,不会让人举行弥撒,不会献花,不会写信,什么都不会做,甚至不会在沉默中思考。不,什么都不会做。您我只会面对上帝。会这样的。您别笑,别说我又来了,别说我是个小丑。不,不要这样说。我跟您知道得同样清楚。然而,事与愿违。

  什么?您将变成什么样子?您最终会说的。

  “不,我不会告诉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不完全知道。”

  我们俩一起在那里看世界,看世界上所有的面孔,看了又看,并且说怎么办?拿这些东西、这些人怎么办?如果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又会怎么样?有时,我们百思不解。有时,我们哭着;有时,我差点扔下一切,扔下自己,扔下您,扔下一生。我们越来越不明白:事情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后来,又发生了变化,又重新开始了,不再停止。我给您写信。有时,情况不错;有时,我相信一切,就像孩子一样。相信只要看到那个人,那个人就长生不老。于是我看着您。我非常清楚地看见了您的目光。我读您的书,读所有的书,只要作者是同一个人。

  您呢,您在干什么?您跟我一样,跟您以前常做的一样:您看着我。您看着全世界,别的什么都不干。这是一件大事,占了您很多时间,让您精疲力竭,差点要了您的命。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不能总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种情况必须停止。1996年3月3日,这种情况停止了。那是一个星期天。

  我在那儿。

  哪里?

  这里。还有那里。

  这是不可能的。

  完全可能。这我知道。我不很清楚怎么对您说,于是便给您写信。您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我们坐着那辆黑色的汽车,行驶在伊夫林的道路上。我们开着车,听着巴赫的大提琴独奏,变奏曲。您知道,就是当蓝色的卡车也驶向那几条道路时突然响起的变奏曲。那辆卡车运送着那位夫人和那个蒙在鼓里的司机。她说:“这没必要,让世界灭亡吧!”她笑了。

  好像我们喜欢那段音乐,喜欢那辆不知为什么行驶的卡车。不知道它驶向何方。那个女人,那个逃离禁锢、犹如平民的王后,我们真的很喜欢她。

  是的,我们喜欢她们。

  还有,埃内斯多,《夏雨》中的那个孩子,他并不遥远,他在游荡,他在所有的书中,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向他的兄弟姐妹背诵着《传道书》。

  他可能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

  是的,他是巴尔塔扎尔的兄弟。兄弟。他们互不认识,没必要认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既离又分。灰眼珠的那个小男孩也在,和他们同在这个世界中。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他们在行走,来来往往。他们去了哪里,互不理睬。没必要。他们全都一样,同样天真,同样完美,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走着,散着步。有时,他们被认出来了,被看见了,被人看见了。他们摔跤了,不知道如何对付那些看着他们的目光。他们害怕自己的天真,怕伤人,怕给人造成痛苦,什么都怕。他们想跟大家一样,不想分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彻夜不眠。他们和我们一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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