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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星期前,约翰一马克·H来到了这座位于恒河之滨的城市,来到了印度这里的首府:加尔各答,它的人口还和过去一样,五百万,当然还不包括一些未知数,比如,今天,在夏季风来;临之前,在这黄昏般的晨光里,刚刚拥入城里的那些饿死鬼。

  他从拉合尔来,在那里,他作为副领事待了一年半,后来,因为出了事,被调离拉合尔,加尔各答的外交当局认为那是一个令人头痛的案件。现在,他在这里等待重新安排。然而,迟迟不见动静,看来还相当麻烦。有人说可能安排去孟买,但此说缺乏可靠性。外交当局认为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给他一些事做,让他在加尔各答继续等待。他的办公室工作就是一些整理分类的事,正是安排给像他这种情况的官员来做的。他住的官邸是专供那些在加尔各答等待调动的官员使用的。

  虽说在加尔各答无人不知拉合尔发生的事,但其中详情却无人知晓,除了斯特雷泰尔夫妇。

  副领事口里停住了,不再吹“印度之歌”。

  加尔各答,早晨,黄昏般的晨光里,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正穿过使馆的花园,他看见了她。

  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走到使馆的附属建筑那边,她对那里的人说,剩饭剩菜以后要留着,给加尔各答那些饿肚子的人,她还说从今天起,再准备一个存放凉水的盆,放在炊事房这边的栅栏前,挨着那些剩饭剩菜,因为夏季风就快来了,他们要喝水的。

  吩咐完毕,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又穿过花园,回到两个女儿那里,她们正在一条小径上等着她。她们一起朝网球场走去,而后又转向花园深处。她们在散步。外面温度已经很高了,网球场好几日前便已冷清下来。她们下身着白色的运动短裤,上身裸着胳膊。她没有带帽子,她不怕太阳。正当副领事走过使馆的大楼,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看见他,向他表示了一下,她也像加尔各答的每个人那样,对他采取小心谨慎的姿态。他朝她身子欠了一欠,继续走去。他俩这样相遇已经有五个星期,每一次两人都是这种方式。

  在那冷冷清清的网球场四周,围有栅栏,一辆女式自行车停靠在上面,那是安娜一玛丽·斯特雷泰尔的自行车。

  夏尔·罗塞特受法国大使之请,要与大使一起,来看约翰一马克·H的材料。

  大使的办公室里,窗帘垂落,遮挡住了落日余晖般的晨光。灯光之下,只有他俩。

  夏尔·罗塞特手里拿着一份材料,那是约翰一马克·H写的关于拉合尔意外事件的汇报,他向大使念道:“我在拉合尔担任副领事一职,前后一年半。四年前,我曾提出过请求,希望在印度这里谋得一职位,当任命书下来,我欣然接受。我承认在拉合尔做出了那件事,大家也都认为是我做的。我不怀疑任何证人证词的忠实性,唯独我那个印度仆人例外。我情愿承担此事的全部责任。”

  “我既归外交当局领导,当局自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我的未来。如果他们认为必须解除我的职务,我只能表示接受,正如我坚持还想留在领事机构里工作一样。我已做好准备,奔赴任何指派的地方。对于拉合尔,我去留无意。对于我在拉合尔的那件事,我既不能对它予以解释,也不能说明不能解释的原因何在。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无论其在外交领域之内或是之外,都不会真正对我要做的解其释感兴趣。但愿他们不要因为我拒绝解释就认定,我这是在疑心谁或是蔑视谁。只是找认为拉合尔发生的事,若要说得清楚,实在不可能。”

  “再要补充一点,我在拉合尔做出那件事,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出于醉酒的原因。”

  “我以为他自己会提出来,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的,”大使说,“可他没那么做。”

  “您什么时候找他谈?”

  “还不知道。”

  大使友善地看着夏尔·罗塞特。

  “我没有权力那么做,但我正在考虑,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这件事太让人头痛了。”

  约翰一马克·H的档案上面,是这样写的:独生子。父亲是个小银行家。父亲死后,母亲嫁给了布雷斯特的一个唱片商,两年后也死了。约翰一马克·H保留了他家在纽伊的私宅,假期他便回到那里小住。十三至十四岁时,在塞纳一瓦兹省蒙福尔市的一所私立中学,做过一年的寄宿生;进寄宿学校的原因是:孩子体质脆弱,应当去外面经经风雨。在去蒙福尔之前,他只是个平平的学生。从到了蒙福尔起,他的成绩优异。后因表现不好,被校方开除,离开蒙福尔,但没有具体说明什么原因。之后回到巴黎,进入另一中学,直至学业结束。后来——根据他自己的志愿——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起初几年,没有任何记载。随后,约翰一马克·H三次提交了停职申请报告,在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离开了巴黎。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又去了哪里。对他的评语很一般。好像约翰一马克·H早就希望到印度来,到这里来暴露自己的本性似的。只有一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无男女关系史可查。

  大使曾给他现在推一的亲人写过信,那是他的姨妈,住在巴黎的马尔赛坡区。她随即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这样,”她在信中说,“在这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不像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我们还自以为了解他呢。可谁又能了解他呢?”

  “他还发疯吗?”

  “是的,不过,他的神经抑郁症得到了改善。尽管他经常会发,但人人都说,他的神经毛病好多了。”

  “只是很晚以后,才有呻吟声传来。”

  “人家起初以为,是哪个爱开玩笑的人,爱玩弄手枪的人,可后来深更半夜的,他开始喊了起来……后来,必须要说的,有人在萨里玛的花园里发现了几具尸体。”

  关于他的童年,他的姨妈说些什么呢?几乎没什么:说他更喜欢寄宿学校的生活,而不是家庭的温暖,说正是从到了蒙福尔以后,他才变了,才成了一个……她措辞谨慎,甚至有点晦涩——所以让人推断不出,他在拉合尔到底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总的说来,一切都很正常,除了没有女人这一点,不过,这一点真是这样的吗?

  “我非常抱歉。”夏尔·罗塞特继续念道,“我实在无以证明,我的外甥曾经有过某个女人。他总是愿意独自一人,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他依旧与谁也不来往。很快呢,他就让我们,让她的母亲和我,处得离他远远的;自然连一点儿心里话也听不到了。大使先生,请允许我以他的名义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恳求您能宽容为怀。我的外甥在拉合尔失去理智的行为,归根到底,不会证明他有着某种隐秘的心态吧?在他的身上也许有着某种东西,不曾为我们注意,但恐怕不能因此就说明,他是多么卑鄙可耻的吧?在做出最后惩处之前,这个行为不会被视为一种故意的行为,甚至具有某种原则性的动机吧?真不知为何要追溯他的童年时代,来解释他在拉合尔的行为呢?难道不该在拉合尔也寻找一下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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